【摘要】五年规划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深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中，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标识与关键抓手。梳理其历史脉络与制度内涵，可以发现其彰显了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定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效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辩证智慧。正是依托这些优势，党把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规律性认识转化为推动国家发展的能动性实践，不仅引领我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面向“十五五”乃至更长远的未来，探究五年规划的制度逻辑与经验优势，对于坚定制度自信、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五年规划；中国之治；制度优势；中国式现代化

一、引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征程中，科学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构成了“中国之治”宏大叙事中浓墨重彩的一章。从1953年“一五”计划启动，到如今“十五五”规划的谋篇布局，这一跨越70余载的战略实践，已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1]这一论断精准揭示了五年规划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与独特价值。

放眼全球，计划发展的理念并非中国首创，但能在中长期规划上做到一以贯之、接续奋斗并将其转化为巨大治理效能的，唯有中国。这一现象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制度优势与经验启示。中国的五年规划早已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指令性计划范畴，演化为一种融合了政治引领、经济调控、社会整合与文化导向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治理工具。其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任务，囊括的领域较为全面，是研究中国现代化建设及其理念演变的重要视角^[2]。通过五年规划，党中央的战略意图被转化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行动，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被分解为一个个可操作、可检验的阶段性目标，从而确保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前瞻性。规划型制度变迁是中国共产党运用五年规划推进中国制度现代化的实现机制^[3]，在实践中持续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因此，系统探析五年规划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挖掘其制度逻辑与经验优势，既是解码“中国之治”的关键，又为新征程上科学谋划未来发展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作为“中国之治”的重要制度，五年规划是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纲领。自“十一五”规划起，将“计划”更名为“规划”，目的是更好地发挥五年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下文，在对其历史生成与理论底蕴的部分论述中将采用“五年规划（计划）”的表述，以兼顾历史沿革与现实称谓，突出这一制度安排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内在连续性与阶段性特征。

二、五年规划的历史生成与理论底蕴：“中国之治”的实践源流

（一）理论渊源与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智慧结晶

五年规划（计划）的理论根基深植于马克思主义的沃土，又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并在中国治理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根本上看，五年规划（计划）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4]，其最初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科学构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社会将能够根据总体需求，对生产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调节，从而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一思想为社会主义国家运用计划手段引导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指导。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在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思想和借鉴苏联以五年计划推动国家工业化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走出了一条运用五年规划（计划）指导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4]。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发展规划从一开始就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5]，如“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的战略思维、“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审慎态度，以及“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把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思考提升到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发展路径选择的高度，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理论成果。我们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科学回答了在什么样的制度条件下、以何种方式实现“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从指令性计划为主向指导性规划为主、从微观干预向宏观调控的重大转变，使五年规划（计划）在保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更加自觉地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十三五”和“十四五”两个五年规划的谋划过程，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理论创新和学理跃升上的非凡成就^[6]。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7]这一重要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它科学界定了新时代五年规划的作用边界与发力方向——政府的“规划之手”不再是替代市场，而是通过战略引领、公共服务供给、市场秩序维护等方式，弥补市场失灵、引导市场预期、激活市场活力，从而实现1+1>2的治理效能。新时代形成的关于市场经济、政府职能的一整套理论成果，为五年规划注入了强大的科学性与时代性，使其成为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二）历史演进与功能迭代：从“计划”到“规划”的深刻转型

新中国成立76年来，五年规划（计划）的演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与实践的日益成熟。党通过五年规划（计划）确立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建设目标和前进方向^[8]，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3个关键阶段，清晰地展示了五年规划（计划）功能定位、内容范畴和编制方式的变迁过程。

探索奠基阶段，大致对应“一五”计划至“五五”计划时段。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国共产党决定以“一五”计划来推进新中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9]。这一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处在探索和起步阶段，其主要任务是集中有限资源服务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方向。通过编制和实施五年计划，为我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

改革拓展阶段，大致对应“六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时段。从“十一五”起，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计划”到“规划”的一字之变，反映了规划理念、编制重点、实施方式的深刻变革。规划的内容从管理微观经济活动向加强宏观战略性指导转变^[10]，且约束性指标减少，预期性、指导性指标增多，市场规律得到更充分的尊重和遵循。这一时期，规划的内容从单一的经济领域，逐步扩展到科技、教育、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体现出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转型深化与创新引领阶段，大致对应“十三五”规划到现在的时段。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十三五”规划是以解决经济发展新常态面临的问题为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新发展理念是这一规划的根本理念以及实际方略^[6]。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十三五”规划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致力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十四五”规划编制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鲜明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10]。这标志着五年规划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引领性达到了新高度，它不仅是未来五年的行动纲领，更服务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战略部署。

总而言之，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实践历程，标志着当代中国通过五年规划（计划）驱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模式已愈发成熟，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模式^[11]。

三、五年规划的制度逻辑：“中国之治”的核心优势

（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战略定力与接续奋斗的“定盘星”

五年规划在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稳定、连续且高效的治理实践，根本在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全面领导为五年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和正确的方向指引，这是区别于其他国家发展计划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

一是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了规划的战略性与连续性。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长期主义，五年规划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这一长期战略目标的重要治理手段^[12]。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从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进行顶层设计，提出跨越几十年的宏伟目标，如“两步走”战略安排，并将这些宏伟目标分解成一个个接续的五年规划，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这一制度安排有效克服了某些国家因政党轮替而导致的政策“翻烧饼”和发展战略的短视化、碎片化问题^[13]。以五年规划视角来解码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战略定力优势^[14]，使国家发展能够始终沿着既定的正确方向前进，真正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

二是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了规划的权威性与执行力。我国探索形成了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由“党中央全会提出规划建议、国务院编制规划纲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后向全社会公布实施时的程序”^[10]，五年规划由此具有了制度效力，成为具有高度权威性的国家意志。党强大的组织体系和高效的动员能力，能够确保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各个层级、各个领域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将贯彻落实五年规划作为中心任务，形成了强大的执行合力。中国拥有集中统一的政党领导体制、协调衔接的国家制度体系和高效协同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具备强大的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15]，这使得规划中确定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和重大改革能够迅速落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措施。

三是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了规划的人民性与科学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内在统一的。五年规划的制度优势对于塑造和增进人民的执政党认同、国家认同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具有重要意义^[16]。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党始终坚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努力把规划的编制过程打造成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过程。这一编制流程具有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程序化的特点^[9]，确保了规划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

（二）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资源科学配置的“聚能环”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而五年规划正是将这一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国家竞争力的关键载体。通过五年规划的统筹布局，国家能够在特定时期内将有限的资源和力量集中投入到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实现重点突破和跨越式发展，这是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所难以企及的。这一优势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均有充分体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五”计划集中全国力量实施了156个重点项目，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从南水北调、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到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高速铁路等尖端科技领域的攻关，再到脱贫攻坚、污染防治等社会民生领域的硬仗，无一不是在五年规划引领下，充分发挥我国体制优势而取得的辉煌成就。

五年规划作为一个系统性的战略部署，其能够进行前瞻性的资源配置，正是得益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它通过设定明确的战略目标和优先顺序，引导社会资源向国家最需要的方向流动。这不仅包括财政资金的直接投入，还包括通过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科技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措施，撬动和引导资本、人才等各类生产要素集聚，形成强大的攻坚合力。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未来五年将更强调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17]。这更需要通过实施接续的五年规划，继续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加强战略布局，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提供有力支撑。

（三）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

中国的五年规划实践，探索出了一种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的独特方式，深刻体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辩证智慧。五年规划是有为政府发挥作用的重要抓手，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优势制度，能够随着经济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完善^[18]。在这一制度框架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并非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双引擎”。

一方面，五年规划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随着改革的深化，规划的性质从指令性向战略性、指导性转变，其主要功能不再是直接分配资源和下达生产指标，而是通过明确国家发展战略、产业导向、区域布局和公共服务目标，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和发展信号，引导市场主体的投资和经营行为，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降低交易成本。规划中预期性与约束性指标的结合，也体现了一以贯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正是政府对未来市场趋势的一种科学判断和引导，它为企业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坐标，能够帮助其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实施五年规划，在市场失灵的领域积极作为，践行有为政府的职责。市场并非万能，在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宏观经济稳定、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存在天然的局限性。此时，政府的作用就显得尤为关键。五年规划正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五年规划对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18]。

通过规划，政府可以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经济发展硬件基础；加大对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投入，弥补市场在创新激励上的不足；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织密民生安全网；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施严格的环保标准，推动绿色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我们认识到，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仅要有正确思想和政策，而且要有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19]五年规划正是这样一种将正确思想政策与科学工作方法相结合的范式，它通过战略规划、政策协调、市场监管等多种方式，确保市场的“有效”与政府的“有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同向而行，共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四、五年规划的经验优势与深远影响：“中国之治”的效能展现

（一）驱动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

实践证明，五年规划的接续实施，在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年规划通过系统性、前瞻性的治理方式，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与持续进步。

在驱动经济快速发展方面，五年规划始终紧扣时代脉搏，引领中国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以重工业为核心，到改革开放后以“三步走”战略为指引的全面发展，再到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经历了以重工业为重点推进经济现代化、以农业为基础以及工业为主导推进经济现代化、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推进经济现代化和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进经济现代化4个阶段^[20]。每一个五年规划都基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发展阶段性特征，明确了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和战略重点，有效引导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在推动经济保持合理增速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进而使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五年规划的谋划过程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通过实施五年规划，我们党不断推动科技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大动能，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在维护社会长期稳定方面，五年规划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稳定器”和“调节器”作用。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21]。它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来缩小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公平；通过持续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投入，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时，五年规划所构建的系统性治理框架，使国家能够进行有效的风险预判和危机管理。无论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还是打赢脱贫攻坚战，五年规划所确立的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盘、所具备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都为我们从容应对挑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

（二）赋能制度现代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

五年规划不仅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工具，其自身也在不断演进、持续完善，是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规划型制度变迁”精准概括了五年规划在推动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在形式方面，推动演化型变迁与建构型变迁有机结合；在动力方面，将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规律性认识转化为能动性实践。

一方面，五年规划通过目标治理的方式，持续引领制度建设和改革创新。每一个五年规划都会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设定一系列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的目标。例如，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等，都是通过规划形式被确立为国家行动的。这种目标治理是党引领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它通过设置制度建设目标来解决现实问题^[3]，倒逼相关领域深化改革，推动各项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从经济体制改革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五年规划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确保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另一方面，五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过程，本身就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和提升。在新发展阶段，要从完善规划体系、增强规划能力和提升规划效能入手，更好地以国家发展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5]。编制出科学的规划，需要强大的战略研判能力、数据分析能力和多方协调能力；有效实施规划，需要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政策执行能力和监督评估能力。当代中国主要采取五年规划的方式推动实施目标治理，并在五年规划的制度发展过程中实现了治理模式从行政主导的目标管理向互动协同的目标治理转型。例如，围绕五年规划的实施，我国逐步建立健全了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机制，形成了动态调整和滚动实施的闭环管理系统，极大地提升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和治理的精细化程度。

此外，我国不断“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强化规划衔接落实机制，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作用，增强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实施支撑作用”^[22]，彰显了国家发展规划建设进入更加系统化、规范化的新阶段。

（三）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与世界意义

五年规划的成功实践，深刻地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形态，并为全球治理和人类发展道路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五年规划正是实现这些奋斗目标的具体路径和实践载体。

其一，五年规划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性与独创性。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征程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中国式现代化没有照搬西方现代化的老路，也没有固守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将战略规划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的活力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这一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使中国能够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制定发展战略，将国家发展前途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启示：现代化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各国完全可以基于自身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其二，五年规划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与全面性。坚持为人民而规划，满足人民对美好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要^[23]，是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它不仅关注经济增长，还致力于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种以人民为中心、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境界。

其三，以编制实施五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鲜明特点^[10]。中国的五年规划展现了一种通过设定长期目标、保持战略耐心、凝聚社会共识来应对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方式。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系统观念和胸怀天下的视野，为各国加强发展规划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提供了有益思路。

五、结语

五年规划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其成功实践扎根于科学的理论指导、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显著的制度优势。它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定盘星”，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为“聚能环”，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为“双引擎”，形成了强大而高效的国家治理逻辑。这一逻辑使我国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

从“一五”计划奠定工业化基础，到“十四五”规划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再到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前瞻性谋划，五年规划的演进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史。其不仅深刻影响了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面貌，所蕴含的坚持长期主义、强调系统观念、注重民主协商、保持战略耐心等智慧，为人类社会应对共同挑战、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方案。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在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深刻总结和运用好这一宝贵经验，科学编制和实施好每一个五年规划，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持续谱写“中国之治”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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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万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与舆情研究所所长、三级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王舒系成都文理学院文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