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社会参与及其支持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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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社会参与及其支持体系构建

文章来源：七一客户端/《全视界》

作者：徐茅娣

发布时间： 2026-05-06 16: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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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年人社会参与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方式，其支持体系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老年人社会参与涵盖政治参与、经济活动参与、社会活动参与及家庭活动参与4个维度，各维度相互关联，构成了老年人融入社会并实现自我价值的整体图景。积极的社会参与不仅有助于培育银发经济增长点、增加我国劳动力供给、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还能显著提升老年人身心健康水平，满足其多元发展需求并彰显老年群体主体性。当前，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面临支撑机制欠缺、区域发展不平衡、内生动力不足等困境。为应对这些挑战，需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支持体系，并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等多元主体协同推进该体系落地，共同推动老年人从“被动的养老对象”转化为“主动的社会共建者”。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体系

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3233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3.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2365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9%^[1]。可以说，人口老龄化是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2]。伴随老年人口规模扩大与老年群体需求结构升级，推动老年人实现从“被动养老”向“主动参与”的转变，日益成为我国应对老龄社会挑战、释放“银发红利”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议题。老年人社会参与不仅能为完善基层公共服务、推动社会良性运行注入活力，更关乎老年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生活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本文将系统梳理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多维内涵与现实价值，分析当前老年人社会参与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进一步提出构建多层次、全方位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体系的可行路径，为推动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全龄友好社会建设提供参考。

一、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内涵

（一）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含义及分类

社会参与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3]，学界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研究亦有较长历史^[4]。在国内，邬沧萍等人^[5]较早对老年人社会参与进行了系统性探讨。早期研究基于社会参与的正式性与组织化程度，形成了“正式参与”与“非正式参与”的分类框架：前者指个人与正式组织之间建立联系的具体行为，包括加入老年协会、注册为志愿者等；后者侧重于基于个人关系网的非制度化关联，如邻里互助、亲友互动及自发性文体娱乐等私人社交与日常活动^[6]。

近年来，学界从活动性质出发对老年人社会参与加以界定，形成了涵盖政治参与、经济活动参与、社会活动参与及家庭活动参与4个维度的分类体系^[7]。具体而言，政治参与指老年人通过投票、建言、监督等方式影响公共决策的行为，这一参与既是其公民权利的行使，也是其社会影响力的体现；经济活动参与指老年人通过灵活就业、务农等形式获取经济报酬的行为，这类参与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劳动创收能力与社会贡献水平，是衡量其可持续社会价值的重要指标；社会活动参与指老年人通过参与老年大学学习、志愿服务等集体互动形式，实现情感联结与归属感获得的行为过程；家庭活动参与指老年人在家庭内部承担的各项劳动及提供的情感支持，如家务劳动、孙辈照料等，这类参与虽无直接经济收益，但具有显著的社会再生产价值。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进一步对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进行类型学研究，将其细分为工作型、休闲娱乐型、社交型与家务型等不同模式，以揭示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的异质性结构^[7-8]。与早期研究相比，当前研究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理解不再局限于与正式组织或社会成员的直接互动，而是扩展到一切与“社会价值创造”相关联的活动，包括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乃至园艺、书画等个人化的休闲活动。

从理论演进的脉络来看，受社会结构变迁、理论创新与政策转向等影响，学界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理解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老年人口在西方国家占比较低、人均预期寿命相对有限，老年人议题尚未成为学术与政策关注的重点。彼时，脱离理论在老年学研究中占据主流。该理论认为，老年阶段的生理与心理变化必然导致其社会活动与人际交往的减少。老年人逐步退出社会角色是一种自然且互益的过程，这既有利于个体适应生理衰老，也为年轻一代腾出社会空间^[9]。在此视角下，老年人社会参与往往被视为应逐步收缩的领域，其参与行为更多被解释为一种被动、适应性的社会联系维持。

自20世纪后半叶起，随着人口老龄化在西方国家日益凸显，相关研究逐渐深入。全球人口结构转型、健康预期寿命延长以及老年阶段整体延长，使得“第三年龄”群体受到更多关注。在此背景下，活动理论逐渐兴起。该理论强调维持中老年期的活动水平对实现成功老龄化至关重要，要推动老年人社会参与观念向积极、主动的方向转变^[8]。随后的连续理论则对脱离理论和活动理论进行了补充，该理论认为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具有明显的个体延续性，深受其生命历程与既往生活方式的影响^[10]。社会交换理论则从互惠视角揭示，社会参与本质上是资源交换的过程，老年人通过贡献经验、时间与情感，获取尊重、归属感与社会支持，并实现代际团结与社会和谐^[9]。

1982年，第一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召开，标志着老龄化议题进入全球治理视野。这一时期，世界人口结构发生深刻转变：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历战后人口快速增长后，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并开始意识到人口老龄化加速可能对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乃至家庭结构带来多重压力；而发达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模式，则因经济增长放缓、财政负担加剧及人口抚养比上升而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积极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等新理念应运而生。积极老龄化主张通过健康、参与和保障三大支柱，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使其能够持续参与社会活动，实现生命价值^[7]；生产性老龄化侧重于挖掘老年人力资源潜力，强调其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11]。这些理念将老年群体视为具有持续贡献能力的社会行动者，强调老年人在社会参与中能够产生的价值创造作用，极大地拓展了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内涵。老年人参与社会的领域涵盖志愿服务、社区治理、知识传承与文化传播、家庭内部照料与情感支持等，由此形成多元化、层次化的参与体系。

综上所述，学界与社会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认知已实现深刻的范式转型：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建构”、从单一的“退出论”转向多元的“贡献论”。老年期，尤其是“第三年龄”期，不应被简单视作衰退与依赖的时期，而是被赋予连续性、生产性与意义创造可能的重要人生阶段。因此，老龄社会的政策设计与社会支持体系不能仅局限于基本的养老需求，更需着力构建包容性生态环境，以激发老年人的内生动力，并保障其平等、充分的社会参与权利。

（二）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意义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推动老年人社会参与不仅是应对现实情况的重要选择，更是关乎老年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价值确认。这一议题的意义可从宏观视角的功能性维度与微观主体的本体论维度进行阐述。

1.基于宏观视角的探讨：应对结构性挑战的必然路径

面对人口结构变迁带来的多重压力，老年人社会参与在劳动力供给、经济形态演进及社会治理层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性价值。

一是老年人社会参与是推动银发经济内涵式发展的关键引擎。传统视角常将银发经济局限于养老、医疗等消费性产业。然而，在全周期老龄经济生态中，老年人不仅是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者，更是价值创造的供给者。老年人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参与，能够从供需两侧重塑经济形态：在供给侧，老年人通过再就业、创业、提供专业服务等方式，直接增加劳动力供给与知识型服务产出；在需求侧，老年人社会参与行为本身会催生对适老化职业培训、中介服务、法律咨询、交通辅助等新型服务业态的需求，从而带动老年群体消费模式升级，推动其消费行为从“被动接受型”向“主动选择型”升级。这种充满活力的老年人社会参与生态，有助于形成“参与创造价值、价值反哺参与”的良性循环，将老龄化压力转化为推动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优化的新动能。

二是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有助于增加我国劳动力供给。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进一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对提升劳动力配置效率、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我国拥有规模庞大的低龄老年群体。他们普遍具备较好的健康状况，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实践经验与社会资本，是值得重视的人力资源。政府和社会应积极创造条件，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老年人以灵活的方式重返劳动力市场或参与生产性活动。这不仅有助于发挥其经验优势和能力专长，也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

三是老年人社会参与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若仅将老年群体视为福利资源的被动消耗者，不仅会弱化其价值，更会阻碍积极老年化的推进。相反，积极促进老年人参与社会，不仅能有效降低社会总体养老成本、缓解家庭照料负担，还能通过代际互动增进社会凝聚力。因此，构建完善的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体系，是实现从“生存型养老”向“发展型养老”转变的关键，也是将人口老龄化挑战转化为社会发展机遇的必由之路。

2.基于主体视角的探讨：个体价值实现的内在逻辑

如果说前述分析侧重于从工具理性视角将老年人视为一种社会资源进行论述，那么加强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深层意义则在于确认其作为社会主体的本体论价值。

一是老年人社会参与是践行“老有所为”价值取向的实践途径。“老有所为”并非单纯追求经济产出，更是一种基于自主选择与内在驱动的意义创造活动。通过参与知识传授、志愿服务、社区治理等形式，老年人得以在生命历程的后期释放余热。这种参与机制能够维持个体社会角色的连续性，避免因退休而产生意义缺失感，从而提升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与生活掌控感。研究表明，社会参与有助于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并增强其社会归属感与责任感^[12-13]。因此，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本质上是保障其作为社会主体的发展权与参与权，使其晚年生活保持能动性与创造力。

二是老年人社会参与是迈向全龄友好型社会的根本指向。相较于侧重物质保障的“老有所养”，构建全龄友好型社会的理念核心在于不再将老年人视为“负担”或“问题”，而是转向营造所有年龄群体都能平等参与、共同发展的包容性环境。在这一目标下，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程度成为衡量社会包容性与发展质量的指标之一。这意味着老龄工作的重心应从“为老年人服务”转向“支持老年人自我服务与服务社会”，其成效最终体现为老年人在社会参与中是否被尊重、被赋权。

三是老年人社会参与是培育与践行积极老龄观的重要载体。积极老龄观摒弃“衰老即衰退”“老年即无用”等刻板印象，倡导将老年期视为仍然具有潜力与可能性的人生阶段。这一观念的确立并非仅凭宣传倡导就能实现，更需要老年人通过广泛、深入且富有成效的社会参与，在实践中加以诠释与内化。当老年人在经济建设、文化传承、社区治理等领域中持续展现活力、智慧与责任感时，其实践本身就是对积极老龄观最有力的实证，这有助于潜移默化地消解年龄歧视。同时，老年人在广泛的社会参与中，不断证明自身的社会价值，从而构建起积极的老年身份认同，并积累起对抗衰老焦虑与边缘化风险的心理资源。这种由内而外的观念转变与由外而内的社会认同重塑，共同推动形成尊重老年价值、鼓励终身贡献的社会文化氛围。

综上所述，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既是回应宏观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现实要求，又关乎老年人的个体意义实现与生命价值彰显。

（三）老年人社会参与各维度间的互动关系

厘清老年人社会参与各维度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构建精准有效的支持体系具有关键意义。角色冲突理论揭示，老年人同时承担的多重社会角色之间可能存在着时间与精力分配上的矛盾，个体往往难以在不同角色期望中取得平衡。这种冲突源于时间与认知资源的有限性与不同角色期望之间的内在张力。当两种或多种角色需求在时间维度上无法协调时，可能导致老年人面临“非此即彼”的抉择，难以有效承担相应角色职责。因此，社会参与的不同维度——政治参与、经济活动参与、社会活动参与与家庭活动参与之间，本质上构成了对同一主体有限资源的竞争关系。

在这一解释框架下，就业作为经济活动参与的重要形式，与其他非经济活动参与维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便具有了典型的分析意义。二者既可能产生协同促进效应，也可能因资源竞争与角色冲突而相互制约。从社会交换理论与连续性理论的视角来看，就业为老年人提供了持续的社会角色、规律的生活节奏和稳定的经济收入，这些要素构成了其参与其他社会活动的物质基础与心理资本。研究表明，稳定的经济来源是支持老年人更广泛参与社交与休闲活动的重要条件^[8]，这说明经济活动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其他活动的参与形式赋能。然而，这种正向关联并非必然。如果工作本身具有高强度、低自主性的特征，大量占据个体的时间与精力，反而会挤压其参与社区事务、履行家庭责任的空间。

在诸多参与维度中，经济活动参与与家庭活动参与（特别是隔代照料）之间的关系尤为微妙。两者既可能因争夺老年人有限的时间与精力而产生直接冲突，也可能在特定的文化与制度语境下形成某种互补。在我国城镇化深入发展与双职工家庭普遍的背景下，家庭照料需求显著增加。受此影响，许多老年人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后，并未退出生产性参与，老年人的参与形式由市场化劳动转向家庭内部照料，通过承担家务劳动、孙辈照料与代际支持等，继续发挥重要价值。祖辈参与育儿已成为许多家庭不可或缺的支持模式，这既维系了家庭运转，也间接支持了子女的职业发展。然而，这份家庭责任可能与低龄老年人重返劳动力市场、发挥专业特长的意愿相冲突。受传统家庭分工观念影响，女性长辈往往承担了更多的隔代照料重任，这导致许多老年女性在决定是否重返劳动力市场时，面临着家庭需求与个人发展的权衡困境。特别是，如果片面强调家庭照料的价值，可能会无形中削弱对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的社会支持；反之，若一味鼓励老年人就业，也可能加剧家庭内部的照料压力，引发代际关系的紧张。研究发现，高强度的隔代抚养需求，会对老年人群体特别是作为照料主力的祖母（外祖母）的劳动供给产生抑制效应，这深刻揭示了不同社会参与维度之间可能存在的“此消彼长”的情况^[14]。

综上所述，老年人社会参与各维度间的互动关系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政策实践提出了系统性要求。政策设计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种参与形式，而必须统筹考虑不同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潜在矛盾，努力构建能够协同促进的支持网络。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因过度强化某一方面的参与，而导致其他同样重要的社会参与形式受到抑制，最终陷入相互掣肘的局面。

二、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现实困境

（一）社会参与支撑机制欠缺

当前，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支撑机制尚不够完善。

其一，制度与治理机制层面的年龄隔离现象依然突出。在政治参与方面，老年人在公共决策、社区治理等领域的制度化、常态化参与渠道仍需进一步拓宽，从而更有效地吸纳其经验智慧。在经济活动参与方面，现在的职业发展路径使得部分仍具备工作能力与意愿的老年人难以再进入主流就业体系；同时，与之相配套的劳动权益保障、适老化职业培训等有待进一步健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持续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与质量。在社会活动参与方面，部分社区服务多偏重于浅层文娱活动供给，缺乏持续性、赋能型的参与平台，难以满足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深层需求。在家庭活动参与方面，隔代照料在家庭内部经常被视作老年人的义务性付出，这一劳动不仅难以获得子女的经济补偿，还因照料责任的长期性与即时性特征而挤压老年人的闲暇时间，既减少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机会，也降低了其参与积极性。

其二，社会支持网络仍显薄弱。在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中，社区作为老龄服务的关键载体，普遍面临专业力量不足、资源有限、服务能力不强等问题，难以为老年人提供技能培训、心理支持、法律援助等深度服务，对失能、留守等特殊老年人群体的覆盖尤显不足。而在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中，伴随家庭结构核心化、代际空间分离以及人口流动加剧等趋势，传统的家庭反哺与邻里互助网络功能已发生变迁，老年人获取日常情感陪伴的渠道正逐渐收窄。

（二）区域发展不平衡

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机会与质量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梯度化特征。

在资源集聚程度较高的大城市，老年人虽有机会接触老年教育、志愿服务及灵活就业等相对多元的社会参与形式，但也面临一定的准入门槛。部分老年人受数字素养、资源获取能力等因素影响，在参与渠道进入、信息识别和服务使用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困难。同时，较高的生活成本也使部分低收入老年人仍需通过继续劳动补贴家庭开支，这进一步压缩了其社会交往与文化休闲的空间。此外，随迁老年人面临着地域文化适应与本地社会融入等方面的挑战。

在中小城市及县城，老年人社会参与呈现出较强的非正式性与在地化特征。一方面，社区公共服务资源相对有限，深度参与平台相对欠缺。另一方面，本地产业结构吸纳适老型就业的能力有限。加之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与异地迁居，使得留守老人与随迁老人两类群体同时存在：前者因子女外出而陷入社交圈固化、社会联结弱化的困境，后者虽随子女迁居，却在承担隔代照料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社交圈层缩小、社会参与不足的问题。

在以“乡土社会”为基础的农村地区，老年人社会参与深度嵌合于农业生产与家庭场域之中。其中，经济活动参与多表现为从事维持生计的农业劳动，发展型、学习型的参与渠道相对有限。随着人口流动加快，村级公共资源统筹面临一定压力，传统邻里互助网络趋于松散，加之农村老年人的组织化参与平台培育较慢，面向老年群体的相关支持体系建设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值得关注的是，数字鸿沟正深刻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空间差距。在公共服务数字化趋势下，城乡之间本就存在的资源差异，因数字设备接入能力、应用普及程度和适老化改造进度的差异而进一步突显。经济发达地区往往能依托较为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为老年人拓展社会参与的途径；但资源较为薄弱的地区则可能因设备匮乏、技能培训缺失等问题，使部分老年人在数字参与方面面临困境。由此可见，数字化在促进公共服务便利化的同时，需要兼顾区域间、群体间的均衡，以更好发挥其缩小差距、促进协调发展的积极作用。

（三）内生动力不足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是个体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对于老年群体而言，有质量的社会参与是保持生命活力、维系社会联结、实现“老有所为”的内在需要。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要激发其内生动力，使其参与行为真正源于自身的发展需求与价值追求。然而，当前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内生动力仍面临主客观维度的双重制约。

一方面，参与认知与意愿受到社会文化与个体生命历程的深刻塑造。在传统“颐养天年”观念的影响下，不少老年人倾向于降低社会参与的意愿，将晚年角色定位为休闲享受者，忽略了持续的社会价值创造。这种认知倾向导致其在文体娱乐、家庭活动等领域参与度高，而在经济生产、公共事务等领域参与度低。同时，个体在青壮年阶段形成的职业习惯、社会网络与技能结构，往往会持续影响其老年阶段的行为选择与参与路径，形成显著的“生命历程惯性”——既往从事专业性较强、社会互动较多职业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在老年阶段保持活跃的社会角色；反之，则更容易退至私人生活圈。

另一方面，客观资源条件的差异构成了参与能力的现实门槛。老年群体内部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社会参与能力深受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及社会支持等多重因素影响。健康水平是参与活动的根本前提，决定其活动范围与持续性；经济条件与受教育程度则直接影响其获取公共信息、利用社会发展机会的能力。受过良好教育、拥有稳定收入来源和广泛社会网络的老年人，往往在社会参与上更具优势。此外，不同地区社区服务的可及性差异，也深刻影响着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导致不同老年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社会参与落差。

因此，破解老年人社会参与困境，构建社会支持体系应遵循“能力建设为先、环境营造为继”的逻辑。要通过提供健康支持、深化教育赋能、完善社会保障等方式，补齐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能力短板。在此基础上，着力优化制度衔接、消除年龄偏见，构建全龄友好型社会，促使社会参与真正成为老年人的主动选择。

三、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体系

（一）尊重现实国情，统筹多维参与

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体系的构建，必须结合现实情况，综合考虑人口结构特征、家庭文化传统、区域发展现状，统筹社会参与的不同维度，实现多层次、可持续支持。

首先，应立足我国当前发展阶段，采取渐进式、试点先行的路径，优先推动社会效益显著、投入成本可控的参与项目，实现政策目标与财政可持续性相统一。其次，融合“家国同构”的文化伦理，凸显家庭活动参与在社会参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强化家庭参与的社会价值，并探索建立家庭隐形劳动的价值评估与社会支持机制，推动隔代照料、代际支持等非市场化劳动获得应有的社会认可与适度补偿。最后，回应区域间的梯度差异，实施具有空间敏感性的政策与资源布局。资源集聚的大城市可着力降低参与门槛、推动数字融入、开发“银发智库”等功能平台；中小城市及乡镇则需优先夯实社区基础服务网络，强化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提升社区组织动员能力，推动形成更加稳定的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网络。农村地区应结合村庄社会结构变迁实际，注重强化村居公共联结，培育互助合作与集体参与载体，不断提升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组织化程度和可持续性。

（二）完善制度保障，打通参与渠道

完善的制度体系是保障老年人合法参与权益的基石。在此过程中，应推进政策法规建设，明确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权利、渠道与保障措施，打破各参与维度的制度壁垒。

针对基层公共事务参与，构建“全链条、嵌入式”的参与路径。依托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与社区协商议事平台，拓宽老年人常态化参与渠道。通过创设“银龄监督员”“社区观察员”等岗位，吸纳老年人的意见建议，形成常态化监督与反馈机制。同时，公共部门应提供适老化政策信息与议事安排，并在议程输入、协商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建立老年人有效参与的机制保障，推动老年人从“程序性参与”转向“实质共建”。

针对经济活动参与，着力探索适应人口发展新常态的灵活就业与社会保障衔接机制。加快构建面向超龄、灵活就业劳动者的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等风险保障机制。通过政策引导，鼓励企事业单位开发咨询顾问、兼职导师、社区协调员等“银龄岗位”，实现老年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建立区域老年人才信息库，促进老年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匹配。

针对社会活动参与，推动涉老社会活动向专业化、品质化方向发展。鼓励高校、专业机构及社会组织下沉基层，引入艺术共创、心理疗愈、户外教育等优质资源，提升活动品质与吸引力。鼓励活动设计与组织模式创新，推动老年人从“被动的服务参与者”转向“活动内容的共创者”。加强老年大学师资建设与课程质量，打造高质量学习与交往平台。

针对家庭活动参与，通过系统性支持提升老年人的家庭角色价值。探索建立面向全生命周期的“代际关系促进”项目，提供隔代育儿、沟通技巧等培训。推广多代同住友好型住宅设计与社区空间改造。通过发展普惠托育、社区日间照料等社会化服务，降低老年人家庭照料压力，为其在家庭责任与社会参与之间实现合理平衡创造条件。

（三）夯实社区基点，构建赋能网络

社区承载着生活共同体的基础功能，具备贴近居民、响应灵活、动员高效的治理优势，更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基层共识的重要空间。社会参与支持体系的构建应以社区为基本场域，促进正式服务供给与非正式互助网络的有机融合。

一是搭建在地化支持平台。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基层阵地，设立“银发人才”服务中心或老年人服务中心，整合岗位开发、技能培训、法律咨询、活动招募、资源链接等“一站式”服务。重点挖掘社区内部及周边“微业态”就业机会，如社区便民服务、治理辅助等，提升老年人就近参与的可行性。

二是推动社区公共事务参与实质化。积极塑造并彰显老年人作为“社区记忆承载者”“代际公平守护者”的独特价值，使其在老旧小区改造、社区规划等事务中发挥咨询与评估作用。为此，社区应通过提供适老化政策信息解读、优化公共空间的无障碍环境，并搭建代际对话工作坊、社区议题共商会等平台，以营造更具包容性的议事环境。

三是促进就业与其他社会参与形式共生互补。打破经济与休闲参与之间的界限，深化拓展“时间银行”等社会互助激励机制，建立不同参与形式之间的价值流转体系，允许老年人通过参与志愿服务积累积分，兑换所需的照护服务或生活物资，实现个人意愿、社区需求与价值反哺的有机统一。

四是挖掘社会活动参与的社会生产性。结合社区情况培育特色项目，如采集社区口述历史、发展生态园艺等，进一步发挥“五社联动”的协同作用，链接外部资源以提升活动深度。重视老年骨干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的组织带动作用，培育社区“银发带头人”。同时，关注高龄、失能初期、随迁老人等群体需求，开发适宜的支持项目，通过结对帮扶、“以老助老”等志愿服务方式实现需求满足与社会联结的双向增进。

五是构建“家庭—社区”联动的参与支持机制。盘活社区闲置空间，打造“代际共享客厅”等跨代交流载体。大力发展社区化支持项目，设计如“祖孙厨房”、代际趣味运动会等常态化主题活动，促进代际群体间的自然交流与情感融合。创设基于共同任务或兴趣的平等合作机会，例如推行“社区导师制”，聘请有专长的老年人指导青少年开展兴趣活动，在互动中促成双向交流。

（四）加强“软性”适老，重塑社会文化

文化培育和社会宣传引导是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体系的重要举措。通过在社会意识层面推动价值重塑与氛围营造，有助于减少显性与隐性的年龄及能力偏见，进而培育“积极老龄化”“老有所为”的社会共识。在全龄友好的社会生态中，应充分认可并珍视老年人多样化的贡献形式——无论是志愿服务、有酬劳动，还是家庭照料、经验传承乃至日常社会交往。唯有如此，所构建的支持体系才能有效地激发老年人的内在主体性，最终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延展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统一。

一是创新传播叙事与媒介实践。积极运用短视频、播客、直播、线上影像展等形式，以更贴近年轻受众的表达方式呈现老年人多元、能动、富有创造力的生命故事，打破单一化、标签化的叙事框架。具体来说，鼓励跨媒介协同合作，打造一批兼具思想深度、艺术表现与传播效力的融媒体产品，展现老年人真实的生活状态。

二是强化主流媒体文化培育与价值引导功能。主流媒体应主动承担公共文化建设责任，营造推动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良好氛围。通过开设专题专栏、组织系列深度报道、制作微纪录片与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系统发掘、梳理老年人在社区治理、代际教育、志愿服务、非遗传承等领域的实践与贡献，塑造一批可亲、可敬、可学的“银龄榜样”群像，使其贡献更可见、更可感，从而形成可持续的社会认同机制。

三是强化家庭内部的支持性文化建构。通过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家风建设等活动，积极引导家庭成员重新认识并珍视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将其视为家庭发展中具有重要贡献力的宝贵资源。鼓励不同代际主体围绕社会议题、健康知识等内容开展常态化交流，在增进理解的基础上形成尊重、包容、支持、共同成长的良性家庭文化生态。

（五）弥合数字鸿沟，强化信息赋能

将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与适应数字社会能力作为构建支持体系的基础性工程，系统推进数字包容建设，赋能“积极老龄化”进程。

首先，系统推进老年人数字能力提升计划。培训内容不应局限于智能设备与互联网基础操作，而应紧密结合政务服务、医疗健康、金融安全、社交互动等高频生活场景，注重实用性与情境化。鼓励开展“数字反哺”式代际学习，结合社区工作坊、线上课程与入户指导等方式，组织青年志愿者与老年人结对辅导，并同步强化反诈、防误触付费与个人信息保护等安全教育。

其次，推动公共与商业服务的适老化改造。一方面，在政务服务、医疗挂号、公共交通、金融服务等应用场景中，相关服务提供方（如政府部门、医疗机构、交通运营企业、金融机构等）应更注重运用界面简化、语音辅助、大字体显示等适老模式，降低老年人的数字使用门槛。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开发操作简便、功能聚焦的轻量化数字工具，助力老年人顺畅融入数字生活。

最后，拓展数字工具在社区治理与社区议事中的应用。开发可视化、分段式、口语化的数字议事工具，以适配老年人的认知特点与使用习惯，帮助其更好地参与社区决策。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推进的方式，保障老人社会参与机会的公平可及，从而在数字时代为老年人参与公共事务提供有效赋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人口红利消减时代低龄老年女性灵活就业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CRK00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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