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这几天，同学们都在张罗一种叫“毕业纪念册”的物件。封面花花绿绿的，印着牡丹月季，或是港台明星的脸。软皮的摸着舒服，硬壳的瞧着体面，横竖都叫人爱不释手。

我也蹬着那辆老自行车，跑了几十里地，从镇上新华书店捧回一册。记得是个淡绿色封皮，印着几枝疏淡的梅花，倒很合我的意。

下课铃一响，教室里便热闹起来。同学们互相传着纪念册，你写我，我写你。有同学工工整整地誊上：“愿君此去前程似锦，他日相逢依旧少年”；也有同学歪歪扭扭地写着：“记得那年春游，你带的腌萝卜被我偷吃半罐”；更有人只简单题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却叫看得人心头一热。

原本嬉闹的教室，因着这离别在即，渐渐安静下来。钢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显得格外清晰。

我那本纪念册里，已经攒了不少签名。要好的几个，还特意贴上照片。二寸的黑白照，衬着红底，显得人特别精神。只有几个曾经拌过嘴的同学，还空着位置。我摩挲着纪念册的边角，心里直打鼓：要是被回绝了，该多难为情。

高考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分别就在眼前。一日午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到王同举桌前——去年为了一场篮球赛，我们差点动手。我递过纪念册，话在嘴里转了几个圈：“以前是我不对。要毕业了，能给签个名吗？”

王同举先是一愣，脸腾地红了。他接过册子，钢笔在手里转了3转才落笔：“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愿我们的友谊和好如初。”

写完，他对我笑了笑：“我还当你记仇呢！你也给我写两句吧。”

这一开头倒好，其他几个没签名的同学都围了过来。你传我，我传你，钢笔水蹭得满手都是。雷长江写得最认真：“高中3年，咱们没少置气。可就像老师说的，朋友间的小别扭，跟炒菜搁盐似的，少了没味，多了齁人。往后天南地北的，记得常来信。”

这些字句，一笔一画都透着少年人的真挚。写在纸上是墨，落在心里成痕。

果然应了纪念册上那句话：“今日一别，再见不知何年。”高考过后，同学们像撒把芝麻似的散了。保满去了广州念经贸，保泉考到哈尔滨学医，马玉兰回村里承包了果园。我则去了青岛，在海边一所大学读中文。后来索性就在那里安了家。

朝夕相处的同窗，渐渐断了音讯。48个人的班级，还能通上信的，不过三五人。

这些年搬过好几次家。旧家具扔的扔、送的送，唯独那本边角起毛的毕业纪念册，始终跟着我。有时夜深人静，泡一壶香茶，翻开看看。那些泛黄的照片，褪色的字迹，竟比当年还要鲜活。

王同举现在该是个知名的作家了，雷长江听说在县财政局做局长……这些曾经朝夕相处的少年，都在这本小册子里定格，成了永不褪色的记忆。

又到了麦收时节，恍惚还能闻到当年教室里飘着的新麦的清香。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