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党组织全面转入地下，许多失去联系的党员和进步青年迫切要求组织起来。为此，南方局创造出名为“据点”的秘密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

“据点”的成员和积极分子，通过广交朋友，联系群众，宣传党的主张，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当前形势，开展一些公开合法的活动，成为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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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复旦大学辗转迁至重庆北碚。不久，中国共产党在复旦大学重建党支部，该支部在中共北碚区委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大后方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南方局青委成员大部分撤离重庆，仅剩下刘光一人。由于与各地青委已无联系，南方局青委改为青年组，刘光任组长。

1941年11月，国民党当局趁复旦大学经费困难之机，通过决议把学校改为国立。从此，他们更加猖狂地把爪牙伸进复旦大学，掌握了学校领导权和训导处等要害部门，并发布严令，派特务对全校师生严密管控。

尽管复旦大学及北碚地区大量先进青年入不了党，但他们迫切希望能成立一个类似组织，继续带领他们更好地团结更多进步青年开展爱国民主运动。这个愿望通过刘光汇报给了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

1942年，周恩来作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据点的指示。他说：“干脆就叫‘据点’吧！我们在敌后安插了几个据点。在这里（指国民党统治区）也应该安插几个据点。”

于是，复旦大学及北碚地区的据点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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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类似这种“据点”形式的组织在大后方其他城市也陆续出现。

一个“据点”一般有三五人或六七人，不定型、无名称、无章程，由南方局青年组或有关党组织领导、联系。

“据点”这个称呼当时没有向下传达，但“据点”成员却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有领导地进行。采取这种表面上无形而实际上有组织联系的活动，既便于党组织同进步青年保持经常联系，又使国民党特务看不见，抓不着，难以破坏。

董必武对“据点”的工作方式和组织方式有过生动比喻：“国民党实行特务政策，铁一般地镇压爱国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过去我们也采取各种组织形式对抗，这就是‘铁对铁’，必然受伤。今后我们暂时采取无组织的个别联系方式。每个周围都团结有三五个人，人多了，力量也就大了。我们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国民党要打击我们，正如铁打棉花打击不着……”

周恩来对重庆“据点”的工作一直十分关注，不断给予许多具体指示，并将情况及时电告中共中央青委。

1942年5月25日，周恩来致电中央青委，报告南方局青年组的工作：“……据点以学习职业为主，附带研究时事问题和重要政治文献，并做调查研究与通讯工作；今后工作主要是巩固现有据点和联系的关系，同时利用学生暑假来渝同学进行外地学校调查，经过回乡同学作农村调查，对留校学生进行启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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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据点”的开展不断得到南方局的指导。

1942年夏末秋初，由南方局青年组刘光主持，在红岩村举办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学习会。参加者都是当时青年组领导和培养的青年工作与学生工作的骨干。

此后，青年组先后三次召开学习交流会，学习革命理论和政策，总结交流工作经验。

在1943年9月召开的学习会上，刘光引导大家重温一二·九运动的成功经验，吸取抗战初期青年运动中进步力量暴露的教训，要求今后扎扎实实埋头苦干，不要提出过高政治口号脱离群众，使自己暴露；而要关心群众在求学、就业、生活、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切身利益和迫切要求，采取广大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把最大多数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

在1944年初召开的学习交流会上，青年组总结了两年来“据点”工作情况，认为“据点是目前环境下，通过个别党员或非党干部去保持一定的群众关系，使之成为党和群众联系的一种新式桥梁”。

在1945年初的会议上，青年组总结了复旦大学“据点”的经验：善于利用合法组织，公开组织与秘密组织相互配合默契，注意对各个团体、各个活动人物的调查研究，建立了广泛的情报网；反特斗争方式多样，效果良好；工作有计划，内容丰富，经常总结，不断改进。

以上一系列工作总结和经验交流，对“据点”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采取特殊灵活的工作方式和组织方式，“据点”因此成为隐蔽时期党在川东及重庆地区开展青年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重要形式。“据点”的形式取得了巨大成功，通过“据点”的活动，团结了大批青年积极分子，为抗日积聚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