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院坝边上，长着一棵老槐树，约莫已有百十来年了。树干极粗，长着深褐色的、粗粝的纵纹，摸上去，像摸着祖父的脊背。老槐树枝丫繁茂，夏天撑着一蓬绿莹莹的、碎碎的叶子，像一把绿色的大伞；到了冬天便只剩下一副倔强而沉默的“骨架”，嵌在灰白的天幕上。它实在算不上美，但自我记事起，便立在那里了。我们这院子，叫“槐树湾”；我们这一支，叫“槐树底下那房人”。老槐树不言不语，倒成了我们姓氏的注脚，成了这片土地上，最老的“居民”。

祖父的晚年，大半时光都托付给了这棵老槐树。天刚亮，他便搬了那张磨得油光水滑的竹椅，在树根凸起的一个平处坐下。左手一个搪瓷缸子，积着厚厚的茶垢；右手一杆叶子烟，辛辣的、带着草木灰气的烟味，便丝丝缕缕地，混进清晨潮湿的空气里。他不大说话，只是眯缝着眼，看着远处的山影一层一层淡下去，又一层一层浓起来。有时，他会伸出那双骨节粗大、沾着永远洗不净的泥色的手，慢慢去抚摸身下的树根，动作迟缓而温柔，像在安抚一个老伙计。槐树下，总放着些农具：磨得光滑的犁铧、断了柄又接好的锄头，还有一副沉甸甸的石磨。那石磨是使不动了，半扇倚在树根上，凹槽里积了雨水，生着茸茸的青苔，成了蚂蚁的“城池”。

祖母的声响，是围着祖父这一片静默打转的。天井里鸡鸭喧闹，灶间风箱“呼啦”作响，扫帚划过地面，“沙沙”轻响。但这些声响，一到槐树下，便仿佛被筛过一道，变得轻悄而遥远了。偶尔，祖母会端一簸箕择好的豆角或青菜过来，就着树荫，坐在小凳上。这时，祖父的烟杆，会轻轻在石头上磕一磕，算是打过招呼。他们的话是极少的，只说些“后坡的苞谷该薅二道草了”之类。风穿过槐叶，声音细细碎碎的，像是在替他们把没说完的话，絮絮地接着说下去。

每年槐花开时，细碎的花粒如米粒般簇拥在一起，初绽时带些鹅黄，慢慢便晕成一种温润的乳白，一串一串垂坠枝头，满树浮着一层朦朦胧胧的光晕。这时节，祖母是最高兴的。她会指挥我们这些孙辈，去钩那些开得最繁的枝子。花穗子雪片似的落下来，铺了一地。祖母便佝偻着腰，仔细地捡拾，用清水淘过几遍，晾在宽大的竹篾席上，一半，和了面粉，蒸成清香扑鼻的槐花麦饭；另一半，细细地晒干了，收在陶罐里。罐子就放在她床头的柜子上，一揭开，那股被阳光封存起来的清冽甜香便幽幽散开，这是她留给我们的，关于夏天最郑重的念想。

后来，祖父在那张竹椅上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槐树沉默着，那一年的花，似乎也开得有些寂寥。再后来，父亲和母亲，像村子里许多人一样，将我和弟弟留给祖母，踏上了南下的火车。他们的背影，穿过院坝，在槐树下只停留了短短一瞬。父亲仰头看了看树冠，母亲则飞快地抬手，抹了一下眼角。黄昏时分，槐树巨大的影子，斜斜地铺满了半个院子，将他们离去的身形，拉得很长，长得有些虚幻，一直延伸到暮色沉沉的田埂。

院子骤然空了下来。只剩下祖母、我、弟弟和老槐树。祖母的话更少了，她似乎把对儿女的千言万语，都化作了对我们无声的照料，和对那棵槐树更频繁的凝望。她依然在树下择菜、缝补，只是身边少了那杆叶子烟的雾气。她有时会对着老槐树喃喃自语，仿佛那树，能听懂她的心事。

中学时，我常常在树下读书。槐荫浓密，筛下的光斑，在泛黄的书页上跳跃，像一群活泼的精灵。蝉在头顶嘶鸣，叫得人心里空落落的。弟弟则喜欢爬上最低的那根横枝，晃荡着腿，望着公路延伸的方向出神。我们都成了老槐树荫庇下的，小小的留守者。它的静默，似乎成了我们心底空旷处的回声，亦是一种坚实的依靠。

日子是随着公路一起变的。先是尘土飞扬的黄土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后来又刷上了黑亮的沥青。路好了，离“外面”便近了。父亲和母亲回来的次数，渐渐多了些。他们带回的东西也变了：起初是大包小包的行李，后来是各种城里的糖果、玩具，再后来，是闪着金属光泽叫不出名字的小电器。院子里重新有了短暂的、热闹的人声，响起了洗衣机嗡嗡的转动声和母亲手机里传出的音质粗糙的流行歌曲。这声响是新鲜的、有活力的，却也是匆忙的，像一阵风，来了，又很快地走了，留下更深一层的寂静。槐树看着这一切，身上的苔藓，似乎又厚了一些。

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我大学毕业后。家里商议着，要推倒旧屋，在原址上重建一栋三层小楼。这是槐树湾第一栋贴着白瓷砖、装着蓝玻璃的“洋房”。破土动工那天，机器轰鸣，人声鼎沸。我看见祖母独自走到槐树下，仰头看了许久，又伸手摸了摸树干，什么也没说。工头说，这树离地基太近，根系恐怕会影响新房，问要不要砍了。父亲刚露出一点犹豫的神色，一直沉默的祖母忽然开了口，声音不高，却斩钉截铁：“树在，屋在。树没了，这新屋住着也不安生。”父亲愣了一下，终是点了点头。于是，打地基时，工人们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那盘根错节的所在；砌围墙时，特意为它留出了一个豁口。新房落成，宽敞、亮堂，带着陌生的气味。那棵老槐树，便显得有些突兀，站在簇新的院墙外，守着那个特意为它留出的、不规则的缺口，像一幅现代画里，无意中滴落的一滴旧墨。

如今，我带着孩子回来。孩子对一切都感到新奇，在光滑的瓷砖地上奔跑，对着巨大的液晶电视惊呼。他玩腻了那些精致的玩具，忽然跑到院子里，指着那棵槐树问：“妈妈，那是什么树？好大呀！”我带他走到树下。他试图用短短的手臂去抱那粗壮的树干，自然是抱不住的。他仰起小小的脑袋，望着那高耸的、苍劲的枝干，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洒在他光洁的额头上。“它好老。”孩子说。我笑了，握住他柔软的小手，轻轻贴上那冰凉的、布满沟壑的树皮。“是的，它看见过好多好多故事。”我答道。孩子似懂非懂，很快又被树下一队搬运饼屑的蚂蚁吸引了去。

我独自靠着树干，抬起头。风，正温柔地穿过。细碎的槐花，又开始簌簌地落了，像一场安静的、带着甜香的雪。几朵落在我的肩头，更多的，洒在树下那一圈新旧交叠的土地上——那里，有从水泥缝隙里“挣扎”出来的青草，有孩子刚刚扔下的彩色塑料小车，隐约还能看见，祖父那把竹椅常年安放，磨出的浅淡、不易察觉的凹痕。闭上眼，那清幽的香气仿佛有了声音，混着记忆里祖父抽烟时的烟草气、祖母蒸麦饭时的灶火气、父母归来时风尘仆仆的汗味，还有我的书页香、弟弟渴望远方的轻叹，以及我的孩子那奶声奶气的惊呼……这许多的声音，层层叠叠，最终都沉静下去，沉淀成这棵老槐树，一轮又一轮沉默的年轮。

它不言，不争，只是站在那里，用一百年、两百年的耐心，看着屋檐变换形状，看着田野改换“妆容”，看着一代代人，从它脚下出发，走向四面八方，又像倦鸟，或像新燕，一次次地归来。它用自己的存在，将那些飞散的、零落的时光轻轻地拢在一起，拢在这一方小小的、被称作“家”的泥土之上。风过处，枝叶婆娑，仿佛一声悠长的、满足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