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的烽火席卷中国。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座屹立于群山之间的山城，骤然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在这里，忠诚与背叛交织，团结与分裂并存，理想与权谋暗涌。而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以她特殊的身份与坚定的信念，两次来到重庆，在迷雾笼罩的山城之中，为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一场又一场坚韧的斗争。

初次赴渝：高举团结旗帜，亮明政治底色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为打击敌人和消除汪伪企图分裂中国的影响，次日，宋庆龄就同姐妹宋霭龄、宋美龄联袂赴渝，访问大后方，以示团结御侮、共同抗敌的决心。

宋氏三姐妹齐聚战时首都，本身就是一颗凝聚人心的“定心丸”。她们访问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重庆第一儿童保育院，慰问国民党军政部第五陆军医院的伤病员，会见各界民众，多次发表演讲，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反对汉奸、反对分裂。所到之处，民众欢腾，极大鼓舞了士气。

在民众的簇拥与掌声之中，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独特的政治本色——她强调工会与妇女运动的意义，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倡导政治民主化，其立场获得了多数人的高度认同。

1940年4月3日，《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文章《欢迎孙夫人来渝》，高度称赞宋庆龄，指出她在孙中山去世后，“始终积极坚决的为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教而奋斗，始终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领导着妇女界，不倦的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

不久，宋庆龄应周恩来、邓颖超等共产党人之邀，来到《新华日报》报社营业部，并挥毫题写“抗战到底”四字。1940年4月8日，这四个字刊发在了《新华日报》上。

同年4月18日，她在重庆通过广播电台向美国发表广播演讲：“日本借着它拥有优越的武器，在开战以前，曾经向世界夸口说：要使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于3个月内，向日本屈服。可是我们中国，始终不屈地作有效的抵抗，现在已有33个月以上，而且抱定了继续抗战的决心，自信必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因为中国不愿做奴隶的四万万五千万的人民，已经拿起了武器，争取自己的自由，同时也是为世界人类，为你们大家争取自由。”

她的声音冲破漩涡中的迷雾，将中国的抗战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大叙事中，在官方舞台上，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注入了进步与民主的内涵。

同年5月9日，宋庆龄返回香港继续开展“保盟”（宋庆龄与何香凝、宋子文、冯玉祥等人一起发起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募捐活动。

再临雾都：身陷“亲情”牢笼，巧施斗争智慧

1941年12月8日，日寇进攻香港。同年12月10日，在“保盟”工作人员的坚决要求及廖承志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坚持工作到最后一刻的宋庆龄撤离香港，回到重庆。

此前，宋庆龄在香港报纸及《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宋庆龄创办的英文双周刊，主要面向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和地区发行，旨在向全世界报道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上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

抵渝后，蒋介石表面上以亲情之名安排她住进孔祥熙旧居“松籁阁”（蒋介石为宋庆龄妹夫，孔祥熙为宋庆龄姐夫），实则布满特务监视，她的一举一动都被列入《情报辑要》每天按时呈报给蒋介石。宋庆龄就这样困于假借亲情之名编织的牢笼。

与此相反，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宋庆龄的再次来渝十分关切，特派邓颖超前往探望。两位老友相见，门窗外却潜伏着众多耳目，犹如讨厌的苍蝇。邓颖超尚未开言，宋庆龄就压低声音提醒：“谈话谨慎，有人监视。”

周恩来在1942年4月发往延安的电文中，有一条专门通报了宋庆龄的处境：“孙夫人住孔家不仅不能见客，连其住屋内都借口房子不够有人同住监视，每每群众集会，故意推夫人为主席团，但并不通知本人，企图使群众失望。”
后经弟弟宋子文协助，通过国民政府外交部方面的途径，宋庆龄迁入位于今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街道的一幢住宅。虽仍受监视，但她的活动空间终归有所扩大。

宋庆龄随即着手重建因香港沦陷而受创的“保盟”，将总部设于住所，并陆续汇集从港来渝的委员。为支持“保盟”工作，周恩来特意把廖梦醒（革命家廖仲恺与何香凝的女儿）从澳门调到重庆，继续担任宋庆龄的秘书，德籍友人王安娜也经常协助宋庆龄工作。渐渐地，宋庆龄重新组织起“保盟”中央委员会，与国际援华组织恢复了联系。

与在香港时一样，“保盟”所筹捐款和物资，绝大多数用于支援特别困难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因而国民党社会局总是想方设法追究捐款和物资的数目、分配和用途，避免它们落入八路军、新四军手中。

为应对国民党当局对援赠物资流向的审查与阻挠，“保盟”巧妙设置中英文两套账目，公开账目用于备案，秘密账目记载真实分配。物资输送方式更是灵活多变：或经八路军办事处转运，或托国际友人邮寄，或利用美军飞机捎带，或交外国医疗队携行。包裹上常标“孙夫人寄”，令国民党军警不敢轻易扣留。

战时局势瞬息万变，但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宋庆龄，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共进退。

长守初心：于无声之处，听惊雷之声

在渝期间，宋庆龄时刻关注政治风向，敢于在关键时刻发出正义之声。

1943年3月，蒋介石公然反对共产主义，污蔑八路军和新四军，暗示要在两年内消灭中国共产党。鉴于此，宋庆龄在同期举行的重庆各大报社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对当下时局的看法：“在绝对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民众，使他们都有同等的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对各党各派，也应给以同等的机会，使他们的党员得尽个人能力参加工作，争取最后的胜利。”
1945年8月30日，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特地会见宋庆龄，感谢她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为边区人民，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

同年9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桂园举办茶话会，招待在渝援华救济团体人士，宋庆龄代表“保盟”应邀出席。她在会上表示，今后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继续予以援助，与各界人士团结奋斗，共建新邦。

在重庆期间，宋庆龄除主持“保盟”工作、支援抗日根据地外，还走访调研伤兵医院和重庆防空设施，多次接见妇女代表，亲手向重庆第一儿童保育院分发物资，观看孩子们的演出。她始终把民众的疾苦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先后组织了为河南水灾募捐的国际足球义赛、救济广东灾民的国际音乐会义演、赈济湖南灾民的书画义卖活动和舞蹈演出、援助贫病作家的文艺晚会等，吸引各界人士慷慨解囊。

在这座雾蒙蒙的山城，在这充满高尚与卑劣、清廉与贪婪、进步与倒退的斗争漩涡里，宋庆龄始终保持初心，凭着坚定的意志、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提供了许多至关重要且他人难以替代的支持。直到1945年底，宋庆龄为筹办中国福利基金会才离开重庆，去往上海。

时光荏苒，精神长存。1993年1月，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街道新村5号，这幢宋庆龄曾居住过的小楼正式以重庆宋庆龄纪念馆的名义对外开放，人们在这里追忆她的光辉形象与不朽贡献，将她的勇敢坚毅与浓浓的爱国情怀继续传承下去。

作者单位：重庆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