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邓小平走出国门、走向革命的起点。

1920年10月，重庆留法预备学校80多名学生取得赴法勤工俭学的资格，16岁的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一名。

1949年12月8日，阔别29年后，45岁的邓小平率领几十万大军，回到山城重庆，肩负解放苦难民众的重任。他始终把为人民谋利益放在首位，密切联系群众，开展调查研究，经过实施一系列举措，大西南呈现出政通人和、百业齐举的新局面。

平息金融风波

进驻重庆之初，邓小平在重庆市的接管工作会议上作出指示：“我们从入城那天起，就应该把领导精力转向城市，着手整理和迅速恢复被敌人破坏的人民经济生活，稳定金融市场。”

要恢复工商产销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建立正常的金融秩序是关键一环。重庆解放后，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重庆分行等主要金融机构宣告成立。

当时的四川作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最后营垒，其金圆券银圆券全都烂在这里。为此，有人建议金圆券作为反动政府的法定货币应当宣告作废。

邓小平则强调：银元券是国民党掠夺人民的工具，随着反动政权的崩溃，自然已是废纸。按说，我们是可以不管的。但是，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对人民负责，所以我们决心收兑，以减少人民的损失。这是关系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大事，我们一定要做好。不管群众手里有多少银元券都要如数兑付。

一时间，银行收兑点人满为患，人民币库存量极速下降。

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干部们着急了，他们找到邓小平请示对策。邓小平想了想，平静地说了五个字：“我只要三天。”

三天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各大银行柜台上竟然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沓沓崭新的人民币。

原来，邓小平早已预料到挤兑风险，15天前就向北京发去急电，请求支援2000亿元人民币（旧币）供应。货币充裕，挤兑风潮迅即烟消云散。

智斗投机商，打赢“大米战争”

1950年春节前后，重庆和成都的物价涨风突起。以重庆为例，一个月内，市场主要商品平均价格较1月份上涨1.92倍，面粉上涨1.99倍。

这十分反常，以前重庆物价从未高过上海物价涨幅，但此次却远超上海水平。

问题出在哪里？邓小平多次召开财经会议商讨对策。经过调查研究分析，得出结论：主要问题在于西南的收支不平衡。

以邓小平为主任的西南财经委员会立即采取措施来平衡收支，比如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券、收集社会闲散游资，裁军37万以减少财政支出，禁止银元流通、取缔黑市等。

此外，邓小平还发现物价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投机商在背后囤积居奇，加上国民党特务从中捣乱，大有扰乱西南市场的趋势。

邓小平、贺龙决定在成渝两地利用市场价值规律，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战争。

重庆大阳沟，是当时与不法投机分子进行较量的第一线。那时，全重庆最有名头的米贩子都汇集在这里，他们雇人排队抢购粮店平价出售的粮食，又以远高1倍的价格转手抛出，造成物价波动，粮食市场紧张。

“他们涨我们也涨，到时候让他们吃不完兜着走。”邓小平召集重庆市政府和粮食局的同志研究对策。他宣布两项措施：

一、由重庆市政府对大阳沟不法粮商泰洪泽、万金安等依法进行查处，打击奸商的嚣张气焰；

二、政府国营粮店挂牌米价也由此前的7元上调至16元一担，各区街基层干部出动向群众作宣传解释。

不知内情的不法粮商趁机抢购、囤积，等候再涨获暴利。

与此同时，邓小平却急令川东、川南行署连夜调运大量粮食进重庆，仅10多天时间，全市粮店统一挂牌：米价每担降为7元，大量供应。

粮价稳定下来，米贩子惊慌失措，赔尽老本。牛角沱富民面粉厂的老板鲜伯良惊叹道：“共产党不仅会打仗，还会管理经济，是我们工商界始料不及的。”

深入调研，税务工作取得突破

进入西南以来，除整顿金融市场，平抑物价，征收公粮，恢复工商业生产、经营外，财政税收工作也在艰难地进行着。

随着城市被接管，各省、区、市均派出军代表对国民党政府的税务机关进行接管。但是，在1950年3月以前，由于各级领导机关对税收工作未予应有的重视，加之领导骨干缺乏，所以各级税务局没有及时地整理恢复；已整理恢复者，亦因土匪作乱、交通不便而联系不够，导致税收工作没有如期完成。

针对上述情况，邓小平在1950年8月提出了西南财政工作的四大方针，其中一条就是大力完成财政收入，特别是要加强税收。

邓小平要求西南财经委员会的人员首先要进行实际调查，要全面掌握货物税、营业税等税的征收情况，并深入了解各业生产、销售及资金借贷情况，写出报告，供西南区党政及财经委员会领导决策参考之用。

另一条方针是要求广泛地收集资料，如有关电报、报纸、报告等。邓小平首先是看电报，其次是阅读报纸，他觉得报纸反映社会经济情况和群众呼声较多，然后才看各地区、部门的报告，因为报告中多是报喜不报忧。

按邓小平的指示精神，西南财经委员会和财政部立即采取措施，指示各级税务局对干部要从两方面打通思想：一方面加强政治、政策与业务教育；另一方面通过具体的调查研究，以活生生的算账方法增强信心。

经过税务工作者的努力，1950年下半年的税务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截至年底，完成了税收的107%，为西南地区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西南地区的财经工作在异常繁难、异常艰辛之中走向平稳有序、积极发展、开拓进取。农业丰收、工业增产、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公私经济齐发展，人民群众意气风发的新西南已呈现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