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叙事传播与文化认同建构的重要载体，但其叙事表达主要面向成人受众，与儿童的认知方式、接受特点、成长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错位，从而制约了国家文化面向儿童的有效传播与认同转化。突破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以儿童化转译重构国家叙事的表达方式，即通过文化符号形象化、宏大叙事故事化、叙事意义具身化与文化体验数字化，将国家叙事转化为儿童可理解、可参与、可体验的文化内容。儿童对国家文化的认同并非由文化理解自然生成，而是沿着“认知激活—情感共鸣—认同内化”的逻辑逐步深化，经历从意义理解到情感联结再到价值归属的演变过程。据此，国家文化公园儿童友好建设应进一步重构叙事表达体系、营造文化体验空间、完善服务供给体系和构建共建共享机制，提升国家文化公园面向儿童的价值传播效能与国家认同培育能力。

【关键词】儿童友好；国家文化公园；国家叙事；转译机制；国家认同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回顾

（一）问题提出

国家文化公园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发挥着文化整合、文化传承、文化服务与文化叙事等功能。其影响力不仅覆盖当代公众，更关乎文化的代际延续与长远发展。从文化代际传承的视角看，任何文化共同体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都必须完成文化记忆从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的传递与重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明确指出：“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经历者、见证者，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1]儿童作为国家文化传承的接续者、未来国家认同的重要主体，其在成长关键期形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理解与情感归属，直接关系到国家文化生命力的延续与国家认同的世代传递。

相较于成年群体，儿童群体在认知能力、理解方式和情感需求等方面均具有特殊性^[2]，面向成人构建的叙事体系往往难以适配儿童认知规律与成长需求。在此背景下，如何突破国家文化公园传统叙事传播范式，探索契合儿童认知特点的文化表达方式，推动国家文化公园从“文化展示空间”向“儿童文化成长空间”转变，已成为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

（二）研究回顾

当前，国家文化公园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价值阐释、叙事与认同等议题展开。其中，叙事与认同方面的研究关注国家文化公园中的叙事结构、符号生产与文化传播模式。例如，傅才武提出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大结构叙事”，促使国家形象传播从语言叙事向空间叙事转变^[3]；安倬霖与周尚意基于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提出人们对身体和理性的反思，可将孤立性的个人与整体性的国家认同联系起来^[4]。现有研究已系统揭示了国家文化公园的叙事建构逻辑与传播路径，但普遍以成年受众为默认接受主体，尚未充分关注不同群体的认知差异与分众化传播效果。

“儿童友好”理念源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其核心是“保障儿童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5]。随着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推进，相关研究多聚焦儿童友好空间的设计规划与路径优化。例如，王玮等学者从“行径”安全性、“达径”可达性、“感径”舒适性与“游径”趣味性四个维度建立评价体系，为建设儿童友好社区的学径空间提供了有序途径与科学依据^[6]；杨艺红等学者认为构建儿童友好城市是保障儿童基本权利的重要举措，城市空间应由“成人导向”向“儿童回应”转型^[7]。关于儿童友好空间的研究为理解儿童认知特征与文化空间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

总体来看，一方面国家文化公园研究缺乏国家文化公园叙事如何跨越儿童认知门槛并转化为国家认同的探讨，另一方面儿童友好的空间设计研究尚未结合国家文化公园这一场域，因而两条研究脉络没有形成有效对话。基于此，本文在儿童友好视角下，将儿童视为国家文化公园叙事传播与认同建构的重要主体，聚焦国家叙事向儿童认同转化的过程机制，尝试回答“国家文化公园中的国家叙事如何被儿童理解、接受并内化”这一核心问题，构建“叙事—转译—认同”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期为国家文化公园儿童友好建设与国家认同培育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解释。

二、国家文化公园叙事的儿童认知困境

国家文化公园不仅承担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示功能，还通过梳理与呈现历史事件、文化符号，提炼其中蕴含的精神价值，构建具有整体性的国家叙事。长城、大运河等文化符号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但这些内容如何以儿童能够理解的形式呈现，是国家文化公园叙事面临的重要命题。目前，国家文化公园的国家叙事与儿童的认知特点、接受规律之间存在一定错位。

（一）叙事内容的抽象化：国家价值表达与儿童认知方式之间的错位

国家文化公园承载的国家叙事主要围绕中华文明发展、民族共同体形成以及民族精神传承等主题展开，具有较强的历史纵深感和价值抽象性。根据认知发展理论，个体认识发展实际上经历了由身体动作到感性具体思维，再到抽象逻辑思维的过程，尤其在感知运动阶段和前运算阶段，儿童的认识发展依赖他们身体的参与和具体的材料^[8]。也就是说，相较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自信”“国家精神”等抽象的价值概念，儿童更容易通过具体人物、具体事件和具体情境建立认知。因此，国家文化公园国家叙事的抽象性与儿童基于具体经验的认知方式之间存在一定张力。

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为例，其现有展示体系涉及军事防御体系、民族融合历程以及中华民族精神等内容。儿童能够直观感知城墙、关隘等物质遗存，却较难借此理解国家统一、民族融合、边疆治理等深层意义。由此可见，当前国家文化公园面向儿童的首要障碍并非国家叙事内容的缺失，而是宏大国家叙事尚未完成儿童化的意义转译，使得儿童只能“看见”文化遗产，却未必能够理解背后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内涵。

（二）传播方式的成人化：知识传播逻辑与儿童接受特点之间的错位

除了叙事内容本身具有较强抽象性之外，国家文化公园现有传播方式还存在明显的成人化倾向。大多数国家文化公园主要采用文字说明、图片展示和文物陈列等方式传播文化信息。这些传播方式本质上遵循的是一种以知识供给为中心的叙事逻辑，即通过系统呈现历史事实、文化知识等，引导受众完成信息接收与理解。其预设受众具备较强的阅读能力、逻辑分析能力以及自主学习能力，因而更符合成人的认知与学习方式。

然而，儿童进入国家叙事并不完全遵循这种叙事逻辑。兴趣理论认为，兴趣是行动的出发点^[9]。对于儿童而言，兴趣会驱使他们进行一系列活动，并借助这些活动去更深入地了解国家文化。因此，面向儿童的国家叙事不仅需要保证文化信息的准确性，还需要考虑传播方式是否具有足够的趣味性、情节性和可进入性。

从现实情况来看，许多国家文化公园的讲解和展示体系主要按照历史知识体系组织叙事内容，例如，通过时间轴展现历史演变过程，通过文字解说阐释文化内涵，通过专业讲解说明遗产价值。它关注的重点是“向儿童传递什么知识”，而不是“通过什么样的叙事方式能够吸引儿童持续关注”。即使部分面向儿童的内容会在语言、图像或互动形式上有所调整，但整体叙事逻辑仍沿用成人知识体系，缺乏能够引起儿童好奇心的人物线索、故事冲突、任务悬念等。由此，传播方式存在的真正问题是成人式知识传递逻辑与儿童兴趣驱动的接受特点之间存在错位。这种错位使国家叙事虽然能够被“讲述”和“展示”，却难以形成对儿童具有持续吸引力的叙事入口，从而限制了儿童对国家叙事的关注与理解。

（三）参与体验的浅层化：文化展示逻辑与儿童成长需求之间的错位

国家文化公园叙事的第三重困境，表现为文化展示逻辑与儿童主体参与需求之间的错位。当前，国家文化公园叙事虽然逐渐重视儿童参与，并通过研学活动、互动展示、知识问答等方式增加儿童参与机会，但儿童在多数活动中仍扮演观看者、聆听者和回答者的角色，参与大多限定于既定叙事框架之中，缺乏自主探索和实际行动的空间。

情境学习理论强调，学习并非孤立的知识获取，而是发生在真实的社会参与之中^[10]。对于儿童而言，理解国家文化同样需要建立在情境参与和实际行动的基础上。例如，通过角色扮演、任务探索和情境模拟等方式，儿童能够以具体的角色进入叙事情境，并在行动和互动中加深对叙事内容的理解。

这样来看，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儿童是否“身处”文化场景之中，而在于其是否真正“进入”文化叙事。若儿童缺少可承担的角色、可推进的任务和可反馈的互动，其参与便主要停留在信息接收层面，难以转化为对国家文化公园叙事的主体性理解。因此，如何将参与体验从静态的文化展示模式，转向支持儿童行动与参与的互动探索模式，是国家文化公园儿童叙事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国家文化公园叙事儿童化转译的实现机制

国家文化公园中的国家叙事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旨在通过文化传播实现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前文所述的叙事困境表明，国家叙事难以依靠现有内容和表达方式直接进入儿童认知体系，因此需要经过转译环节。所谓转译，是指“一套表意系统以一定规律对另一套表意系统的生成产生影响的过程”^[11]。国家叙事儿童化转译，即在保持国家叙事核心价值不变的前提下，依据儿童认知规律、特点等，对文化符号、历史内容、传播场景和表达媒介进行适应性的重新组织与再创造。

从意义转化的逻辑层次看，儿童化转译主要包括符号叙事、故事叙事、场景叙事和媒介叙事四个层次。四者并非简单并列，而是构成了国家叙事由抽象意义逐步进入儿童认知、情感与行动经验的递进过程。符号为故事提供意义载体，故事为场景提供叙事框架，场景将故事转化为参与载体，媒介则使其获得更具交互性和延展性的传播形态。由此形成层层深化、相互支撑的转译机制，以回应前述的叙事困境，并为儿童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形成奠定基础。

（一）符号转译：文化符号的形象化重构

本文所称符号转译，主要指国家文化叙事中核心文化意象及其象征意义的儿童化重构，而非广义上的语言、图像及媒介符号转换。以长城、大运河、黄河等为主题的国家文化公园本质上都是国家文化符号的重要载体。然而，儿童虽然能感知到这些文化符号的外在形态，却未必能理解其承载的深层含义。例如，儿童能够看到长城，却难以由此理解其所蕴含的家国守护精神；能够认识大运河，却难以理解其背后的文明交流与国家治理意义。可见，文化符号从“被看见”到“被理解”之间存在一定的认知距离。因此，符号转译的重点，在于将文化符号所承载的抽象文化意义转化为符合儿童认知方式的可感形象，并提供相应的意义线索，从而降低国家叙事进入儿童认知的门槛。

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提取文化符号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并赋予其鲜明的视觉形象、人物特征等，将文化符号转变为儿童能够感知和理解的具体形象。例如，将长城塑造成守护大地的“长城卫士”，将大运河塑造成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使者”，使符号的外在特征与其文化内涵建立直观联系。相较于抽象概念，具有鲜明形象、角色属性和情感特征的符号表达更有利于儿童形成认知联结，并进一步感知文化符号背后的文化意义。因此，符号转译并非改变国家叙事的价值内涵，而是在保持核心文化内涵的基础上，通过符合儿童认知特点的再编码，为儿童识别和理解国家文化提供“意义入口”。

（二）故事转译：宏大叙事的故事化理解

儿童认知研究表明，叙事虚构作品是儿童进行社会性学习的重要方式^[12]。尽管故事不等于叙事虚构作品，但二者均通过人物经历、情节发展和情感关系帮助儿童进行意义理解。因此，对儿童进行文化传播时，国家叙事需要进行故事转译，将宏观历史逻辑转化为儿童能够理解的故事，使儿童在情感共鸣中理解文化意义，从而改变单向知识灌输的传播方式。

故事转译并非简单地为历史内容附加故事，而是以儿童视角重新组织国家叙事中的人物、事件与价值关系，将宏大的历史进程转化为具有形象人物、生动情节和流畅情感的故事内容。例如，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中，可以围绕边防守护、民族交往等主题，将相关历史内容转化为“少年守城记”“长城小卫士”等成长故事。由此，原本抽象的历史知识被纳入具有因果关联的故事结构，国家叙事所承载的价值内涵也不再依赖直接阐释，而是在人物、事件与关系中得到呈现。儿童在理解“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的过程中，逐步把握故事背后的历史逻辑与文化意义，并通过和人物共情建立与国家记忆的情感联系。然而，这种理解主要建立在叙事观看和替代性经验基础之上，要使文化意义进一步进入儿童自身经验，还需要通过场景转译将“理解的意义”转化为“参与的行动”。

（三）场景转译：叙事意义的具身化体验

如果说符号转译解决的是国家叙事“如何被识别”，故事转译解决的是“如何被理解”，那么场景转译则将故事转译所形成的故事转化为空间中的角色、任务与行动，使儿童由“跟随故事”进一步走向“参与叙事”。因此，场景转译并不是对故事内容的简单空间再现，而是将故事中的人物关系、事件逻辑和价值内涵转化为儿童能够亲身参与的实践过程，使国家叙事由意义理解进一步进入身体感知与行动经验。

场景转译是指通过空间营造、活动组织和体验设计，将国家叙事转化为儿童能够直接参与的实践场景。其关键并非单纯增加娱乐性活动，而是使儿童的行动过程与文化意义建立对应关系，让其能够在具体实践中感知和体会故事所承载的价值内涵。例如，在“少年守城记”的故事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将“守护”转化为巡查城墙、传递信息、协同完成任务等具体行动，使儿童不再只是理解故事人物为何守护长城，而是在角色实践中体验责任、协作与守护的意义。在角色行动、任务协作和互动实践过程中，儿童获得的不再只是有关国家文化的知识，还包括由亲身参与形成的文化体验和情感记忆。由此，场景转译实现了国家叙事由“意义理解”向“经验参与”的转化，使国家文化逐步嵌入儿童的成长经历。

（四）媒介转译：文化体验的数字化延伸

数字时代，儿童信息获取和文化参与的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数字媒介日益成为儿童认知世界的重要渠道。国家文化公园的国家叙事传播需要顺应媒介变化，通过媒介形态与传播方式创新，拓展国家叙事儿童化表达的实现路径。媒介转译是指借助数字技术和新媒体形态，对国家叙事中的符号、故事与场景进行跨媒介重构与传播延展，使其更加符合儿童的媒介使用习惯和信息接收方式。可以看出，媒介转译并非简单地将文化内容搬到数字平台，而是通过媒介形态与传播方式的重构，进一步拓展国家叙事的传播边界和儿童参与的路径。

当前，AR、VR、数字孪生等数字技术可以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实现历史场景再现和文化体验升级。例如，利用VR技术再现“长城守卫”等历史场景，利用数字互动技术使现场无法完整呈现的文化内容获得数字化延伸。同时，动画短视频、互动游戏、数字绘本等新媒介形态，可以将文化符号、历史故事和场景体验转化为任务探索、剧情解锁等互动传播形式，使儿童能够根据自身兴趣和认知节奏持续进入文化内容。媒介转译通过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文化传播体系，让儿童的文化接触不再局限于一次性的现场参观，而是延伸至游前认知、游中互动和游后探索的连续过程，从而使国家文化逐渐转化为可持续进入、反复接触和不断深化的文化体验。

四、国家文化公园儿童认同的生成机制

国家文化公园承担着引导儿童由国家文化的“理解者”逐步成长为国家共同体“归属者”的文化责任。然而，转译的完成仅仅意味着国家叙事进入了儿童的认知与体验系统，能够理解并不意味着产生认同。也就是说，儿童即使能够理解文化符号、参与文化体验，也未必会自然形成对国家文化的情感联结与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因此，在转译之后，需要进一步考察文化体验如何由外在接触转化为内在认同。对于儿童而言，这一过程由认知激活形成对国家文化的基本理解，经由情感共鸣建立对具体文化对象的情感联系，并在持续参与和意义确认中实现认同内化，逐步完成从“理解国家文化”到“归属国家共同体”的心理转变。

（一）认知激活机制：国家叙事的意义进入

认知是认同生成的基本前提。儿童对国家文化的认知并非是对既定知识和价值的简单接收，而是一个主动建构意义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指出，学习者并非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13]。因此，在完成儿童化转译之后，国家叙事能否真正进入儿童的意义世界，还取决于这些文化内容能否激活其已有经验，并促使其建立新的意义关联。

前述符号转译和故事转译为儿童的意义建构提供了认知材料，而认知激活则发生在儿童对这些材料的主动加工过程中。儿童通过观察、提问、比较和经验联想等，将历史文化内容与生活经验联系起来，并在联系与重组中逐渐形成对文化意义的理解。例如，对“守护长城”的认识并不止于了解长城的历史功能，而是在人物行动和具体情境中，将“守护”与“责任”“家园”等已有经验联系起来。由此，国家文化不再只是需要记忆的外部知识，而逐渐成为能够被儿童理解和解释的意义经验。

因此，认知激活并非简单增加儿童对国家文化的知识储备，而是促使其调用已有经验，对新的文化信息进行联系、加工与重组，从而形成具有自身意义的文化理解。其核心是实现国家叙事由外部信息向内部意义的转化，为后续的情感共鸣与价值内化奠定基础。

（二）情感共鸣机制：国家叙事的情感联结

认知并不必然导向认同。认同的生成需要儿童在认知的基础上形成情感共鸣，为后续价值内化和身份认同提供情感基础。

从儿童发展规律来看，儿童对世界的理解不仅依赖理性分析，更依托情感体验和情感联结^[14]。国家文化公园设置的文化体验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儿童通过身体参与、任务行动和情境体验，由文化旁观者转变为文化体验者时，往往先产生兴奋、紧张、感动等即时情绪。但这些情绪最初依附于具体活动情境，尚未稳定地指向文化。只有儿童进一步将自身的情绪体验与特定文化人物、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及其所承载的意义建立联系，逐渐明确自身情绪因何而生、指向何者时，一般性的情绪唤起才可能转化为具有明确对象指向的情感体验。由此，原本停留于认知层面的文化意义开始成为儿童产生情感回应的对象，并进一步构建起相对稳定的情感联结。例如，当儿童以“小小守城官”的身份完成长城守护任务时，其获得的不仅是关于长城历史和军事防御的知识，还可能在任务参与过程中体验到守护的责任感，并进一步对历史人物的坚守产生敬佩之情。此时，“守护”“责任”等原本通过文化叙事获得理解的意义，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被儿童转化为可以感受的情感共鸣。国家文化由此从认知对象逐步转化为具有亲近感、敬佩感和自豪感的情感对象。

需要指出的是，情感共鸣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娱乐性体验。儿童在文化活动中感到“有趣”“好玩”，只能说明活动形式唤起了积极情绪，并不意味着这种情绪已经指向国家文化本身。真正有助于认同生成的情感共鸣，在于儿童能够将感动、敬佩、自豪等情绪逐渐指向具体文化人物、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并明确自身情感产生的对象及其文化意义。因此，情感共鸣机制的核心并非单纯制造积极情绪，而是实现由情绪唤起、情感定向到情感共鸣的转化，使国家文化由能够理解的文化意义进一步升华为具有情感温度的文化体验，为后续价值内化与身份认同奠定情感基础。

（三）认同内化机制：文化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化

认知激活和情感共鸣共同构成国家认同形成的基础，但国家认同的形成还需要经历价值内化过程。对于儿童而言，价值内化是在持续的文化接触和反复体验中，将文化意义逐渐纳入自身身份认识和价值结构的过程。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开放性公共文化空间，能够通过持续的符号接触、场景体验和文化参与，使儿童对具体人物、历史故事和文化传统形成相对稳定的认知与情感，并逐步建立自身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

当然，文化认同并不必然导向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形成的重要基础，但二者并非简单的线性递进关系^[15-16]。这意味着，儿童对某一文化符号、历史人物或传统技艺产生喜爱和认同，并不意味着国家认同已经形成。真正的转化发生在具体文化体验与自我身份和国家共同体建立联系的过程中：儿童先由对具体文化对象的认同扩展至对共同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华文明的整体理解；再由“我喜欢这种文化”发展为“这种文化与我有关”，形成文化上的自我关联；然后意识到自身既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也是国家共同体的一员，并将文化认同深化为国家认同。随着这种认同在持续参与和反复确认中逐渐稳定，外部文化价值才可能内化为儿童较为持久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判断。由此，国家文化公园的意义不仅在于传播历史文化知识，而更在于通过持续的文化体验推动儿童完成从文化理解到价值认同的逐步深化。

五、儿童友好视角下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路径

基于国家叙事面向儿童传播中存在的三重错位，国家文化公园儿童友好建设既要解决国家文化“如何被儿童理解”的叙事转译问题，也要回答国家文化“如何转化为认同”的价值生成问题。为此，本研究结合儿童化转译的运行逻辑与儿童认同生成规律，提出国家文化公园儿童友好建设的四条路径，将叙事转译机制与认同生成规律落地到国家文化公园运营、服务、治理全环节，持续推动儿童完成从意义理解到情感归属、再到价值内化的完整认同过程，真正实现国家文化公园面向儿童长效化、体系化的价值传播与国家认同培育。

（一）重构儿童友好的叙事表达体系

在叙事内容层面，应统筹推进国家文化符号的人格化塑造与宏大历史故事的情境化转译。具体而言，可围绕国家文化公园的不同核心主题，组织儿童文学作家、教育心理学家与策展团队等协同创作，将“民族融合”“国家治理”“文明传承”等抽象概念进一步分解为交往协作、工程建设、物资运输、遗产保护等具体行为，通过人物行动、事件发展和生活场景呈现文化意义，避免直接以成人化概念向儿童进行知识灌输。在叙事方式层面，从儿童能够理解的具体问题出发，引导其逐步认识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过程及意义。例如，可由“古人在没有电话的情况下如何快速传递军情”进一步引出烽火台的功能及长城防御体系，而不是直接要求儿童接受抽象的军事防御知识。在叙事语言层面，应当以儿童熟悉的生活经验为喻体，将历史概念转化为可理解的生活化表达。例如，在介绍漕运制度时，可将其喻为“古代的快递系统”，以此降低认知门槛，实现国家叙事的儿童化意义进入。

（二）营造沉浸交互的文化体验空间

在文化体验层面，应围绕国家文化公园的真实历史功能和文化意义，设计情境化、任务化和参与式体验活动，使儿童由文化旁观者转变为文化体验者。例如，可依托长城等文化遗产设置角色扮演、任务探索和情境模拟模块，如围绕烽火传讯、关隘防守设计“小小守城官”任务，引导儿童在行动中理解长城防御体系中的协作与守护意义。在户外空间层面，可利用国家文化公园户外空间广阔的优势设计主题游径、寻宝探索线路和户外文化工坊等实践活动，使儿童在行走、观察与实践中建立与文化遗产的身体性联系。同时，可选择与国家文化公园主题密切相关的传统技艺和生活实践开展动手体验，如编织、拓印等。需要注意的是，沉浸互动不能停留于“好玩”和“参与”，应通过任务后的讲解、讨论和故事回顾，引导儿童将活动中产生的感受指向具体文化人物、历史事件及其文化意义。

（三）完善全龄友好的服务供给体系

儿童友好视角下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从服务端完善对儿童文化参与的支持。在服务设施层面，落实“一米高度”视角，根据儿童的身高、行动能力和信息接收特点，对导览标识、休憩设施、安全防护和卫生设施等进行适儿化改造，并提供儿童版导览图、分层语音讲解等服务，提升儿童自主获取信息和使用公共设施的便利性。在服务内容层面，根据不同年龄儿童的认知能力、参与方式和学习需求配置不同难度的导览内容、体验项目和学习资源，避免以统一内容覆盖所有儿童群体。在服务人才层面，通过对儿童发展规律、文化内涵阐释和主题活动策划等内容进行专业培训，提升讲解员、志愿者和活动导师将文化知识转化为儿童可理解语言的能力，并根据儿童反馈调整引导方式。

（四）构建多元协同的共建共享机制

国家文化公园的儿童友好建设并非单一机构的职责，而是需要政府、专业机构、学校、家庭和社区等多方力量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在政策层面，将儿童友好理念纳入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建设与服务评估过程，探索涵盖叙事表达的儿童可理解性、体验空间的儿童可参与性、服务设施的儿童可到达性等内容的评价机制。在协作层面，建立国家文化公园与教育系统的常态化合作机制，将国家文化公园资源纳入中小学研学实践课程体系，使儿童的文化体验从偶发性参观转变为系统性课程学习。同时，鼓励家庭参与，设计亲子共游的文化体验项目，使国家叙事传播延伸至家庭场域。在社会参与层面，鼓励社会组织、文化企业、志愿者团体与学校、家庭、社区联动，开展儿童友好国家文化公园的公益创投、志愿服务和共建项目，拓展儿童文化体验的社会支持网络。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天津市社科规划智库专项项目“大力繁荣文化事业研究”（项目号：ZKZX25-46）的阶段性成果、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聚焦‘一米视角’：儿童友好型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策略研究”（项目号：20241079201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通知[EB/OL].（2021-09-08）[2026-08-13].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43262.htm.

[2]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Office of Strategy and Evidence-Innocenti. Growing with rights: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ing the evolving capacities of the child[R/OL].（2026-02-27）[2026-08-13].

https://www.unicef.org/innocenti/media/12651/file/UNICEF-Innocenti-Growing-Rights-report-2026.pdf.

[3]傅才武.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结构叙事与文化认同塑造[J].学习与实践，2024（5）：109-122，2.

[4]安倬霖，周尚意.文化遗产如何建构国家认同？——基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案例分析[J].中国生态旅游，2023，13（3）：408-419.

[5]滕珺.儿童友好学校建设需处理好三个关系[N].中国教育报，2025-06-02（9）.

[6]王玮，谭与新，王喆.迈向儿童友好社区的学径空间满意度评价与提升策略——以成都昭觉社区为例[J].南方建筑，2025（3）：22-31.

[7]杨艺红，吴东辰，陆熹，等.从儿童反馈到权利实现：儿童友好城市微更新路径探索[J].城市发展研究，2025，32（9）：51-61.

[8]方芳.幼小衔接中“认识发生”问题分析——基于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思考[J].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3，36（1）：76-80.

[9]王利平，赵启琛.兴趣与行动意义的生成：从反思实用主义看杜威的教育思想[J].社会，2022，42（5）：62-94.

[10]Lave J，Wenger E. Situated learning：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100.

[11]吴海茹，寇迪一，邹晨，等.基于文化转译视角的蒙象汉体创新设计研究[J].包装工程，2022，43（22）：434-442，456.

[12]Gasser L，Dammert Y，Murphy P K. How do children socially learn from narrative fiction：getting the lesson， simulating social worlds， or dialogic inquiry？[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2022，34（3）：1445-1475.

[13]哈尔佩尼，皮特森.皮亚杰导论：给早期儿童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的指南[M].钱雨，等，译.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5.

[14]王国军，胡晓敏.儿童群体对中华文化符号的认同及图像表达——基于西北地区两所小学儿童绘画作品的考察[J/OL].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8[2026-08-17].

https://doi.org/10.13501/j.cnki.42-1328/c.20260616.001.

[15]蒋述卓.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与人的发展[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8 （7）：1-7，129.

[16]傅才武，李越.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道路问题——国家文化结构视野下由文化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逻辑[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22-37.

作者简介：杜宁宁系天津城建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霍昱行（通讯作者）系天津城建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马天宇系天津城建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