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武汉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中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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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七一客户端/《全视界》

作者：李波平

发布时间： 2026-07-13 10: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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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周年以来，我国在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如何实现二者深度协同，仍是“十五五”时期长江流域沿线城市面临的重大课题。武汉依托湖北长江高水平保护十大提质增效行动，通过生态反哺、空间重塑、产业转型、要素赋能、价值实现五重机制的系统集成，构建起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深度耦合的协同体系，为流域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协同提供了具有方法论价值的实践范式。然而，武汉在协同探索中仍面临水生态质量稳定性不足、跨域协同治理制度刚性不强、市场化机制激活程度不高等现实问题。未来，应加强顶层设计，依据核心节点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一般沿江城市的功能差异分类施策，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效能向更深层次跃升。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跨域协同治理；产业转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先后在重庆、湖北武汉、江苏南京、江西南昌主持召开座谈会。从“推动”“深入推动”“全面推动”到“进一步推动”，从“发展”到“高质量发展”，四次座谈会的主题在不断深化^[1]，始终强调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始终强调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武汉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核心城市，承担着流域生态屏障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双重任务。既有研究在生态安全保护^[2]、绿色金融科技^[3]、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4]等多个领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凭借区位代表性、功能复合性与探索完整性，武汉在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方面的相关经验，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能够为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提供一定参考。

当前，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已步入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亟需从整体机制视角出发，探索如何将生态保护投入、治理成效与制度创新系统性转化为发展动能与协同势能。基于此，本文系统梳理武汉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实践，剖析生态反哺、空间重塑、产业转型、要素赋能、价值实现五重机制的协同效应，进而讨论武汉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面临的瓶颈、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差异化推广边界及政策建议。

一、武汉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的五重机制

武汉长期面临流域生态保护、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与超大城市快速扩张等多重压力，其发展探索具有典型性与范式价值。总体上看，武汉并非通过单一政策工具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而是在长期治理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生态反哺、空间重塑、产业转型、要素赋能、价值实现这五重相互衔接、彼此增益的机制。

（一）以高水平生态保护反哺城市发展空间的腾换机制

生态保护在武汉并不只是环境修复意义上的“末端治理”，而是兼具空间重构和发展再组织功能的基础性工程。其关键在于通过源头管控、系统治理和结构性减排，释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本底和空间条件。

第一，源头管控呈现精准化施策与全域化覆盖的双重特征。在点源污染精准治理方面，武汉将长江入河排污口溯源整治作为重要抓手，通过“一口一策”的精准治理模式，2025年实现1842个长江入河排污口整治验收100%销号^[5]；同时深入推进城市生活污水“厂网一体”机制改革工作，2025年全市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提升至83.65％^[6]。在面源污染全域管控方面，武汉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1.60%，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国家试点主体工程全面完工^[7]。这种以精准化破解治污难题、以全域化构建防控体系的治理模式，形成了从点源到面源、从城区到乡村的全链条源头管控网络，为长江生态保护反哺效应的实质性释放夯实了基础。

第二，系统治理体现出流域化与功能化的鲜明取向。武汉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的系统治理逻辑，对矿山、湖泊、湿地等关键生态单元进行修复。在矿山修复方面，武汉坚持生态修复和民生工程相结合，将废弃矿山改造成市民能逛、能玩、能受益的绿色空间^[8]。在湖泊治理方面，武汉以“一湖一策”推进水质提升，将湖泊保护区、“三线一路”规划成果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在湿地保护方面，武汉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率先出台《武汉市湿地自然保护区条例》，接续印发《武汉市湿地保护修复总体规划（2019—2030）》等政策文件，从制度层面为湿地面积持续增长提供保障。这些治理举措为城市后续生态空间优化、绿色产业落地筑牢了生态本底。

第三，结构性减排实现沿江空间的腾退和优化配置。以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任务为例，截至2025年12月，93家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改搬转”，长期困扰长江中游的“化工围江”问题得以系统性化解^[9]。武汉通过淘汰落后产能释放沿江生态空间，在此过程中腾退出的地块经过生态修复后进入再利用环节，逐步转型为承接高端制造、生态文旅与公共服务的新型空间，形成了“生态修复—空间释放—产业升级”的良性发展闭环。

（二）以生态资源重塑城市空间品质的转化机制

在生态反哺奠定生态本底的基础上，武汉进一步推动生态资源优势向绿色发展优势转化，依托“北峰南泽”和“六大生态绿楔”的总体格局，实现城市生态空间系统性形态重构与功能跃迁。

第一，滨水岸线的功能再造重塑了城市与长江的空间关系。以百里长江生态廊道建设为例，截至2025年9月，武汉已建成长80余公里、面积830多万平方米的滨水生态画卷^[10]，江岸空间完成功能迭代，由单一工业生产岸线向集生态保护、公共休闲、文化展示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复合空间转变。长江不再只是产业活动的空间载体，而是成为塑造城市品质与城市形象的重要资源。

第二，城市绿地的网络化构建实现了生态斑块的整合升级。武汉依托三环线生态带公园群建设，将原本散落分布的湖泊、湿地、绿地等串连起来，形成“江—湖—山—园”一体化的城市生态空间格局，系统性提升生态资源的可达性、共享性与可参与性。

第三，再生型空间的功能植入推动了空间价值重估。武汉市江夏区乌龙泉街道灵山村曾是典型的矿山开采区，经过持续修复治理后，从“卖石头”的资源消耗型空间转变为“卖风景”的生态文旅型空间^[11]。再生型空间的意义不仅在于环境改善，更在于通过植入文旅、公共服务等功能实现空间价值再生产，推动生态修复与产业导入、城市配套等良好联动。

（三）以生态约束催生产业升级的转型机制

武汉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长期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绿色化、数智化转型面临较大压力。武汉将生态约束作为产业转型的内生动力，依托存量改造、增量培育与体系建设三条主线协同推进，逐步构建起绿色化、数智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第一，以减污降碳为导向，推进存量产业绿色化改造。武汉以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为抓手，一方面，持续推进超低排放改造工程落地，组织行业专家对重点企业开展专项技术帮扶；另一方面，强化政策激励，对取得全市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环保绩效A级、B级企业予以补助。在政策引领、技术帮扶、绩效激励协同作用下，武汉逐步建立起一套存量产业绿色化改造的推进体系。

第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武汉以光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生命健康、高端装备制造、卫星导航五大优势产业为绿色转型的重点，构建起以高附加值、强创新力为特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武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6.6%，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6.2%；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速的贡献率达到58.2%^[12]。这一结构性变化标志着，武汉产业结构正在从以重化工业主导向以高新技术与现代服务业主导转变，为城市长期绿色低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第三，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是产业绿色转型的核心路径。武汉将绿色制造作为产业绿色化的总抓手，构建了企业单体示范、产业链协同联动、工业园区集聚发展的梯度培育体系，推动制造业全链条绿色升级。2025年，武汉46家企业入选省级绿色工厂名单，5家企业入选省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名单，2个经济开发区入选绿色工业园区名单^[13]。绿色制造体系的持续扩容，不仅推动了企业生产方式、资源利用方式和管理模式的绿色升级，也以“链主”企业为核心，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转型，促进绿色标准、绿色技术和绿色管理在产业链内部扩散。

（四）以绿色金融与数字技术支撑协同的赋能机制

要素赋能机制本身不直接产生生态产品或经济产值，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为其他机制提供金融支持、信息支撑与技术工具，实现协同效能的乘数级放大。

第一，绿色金融的发展增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的资金保障能力。作为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所在地，武汉持续推进碳金融功能集聚和产品创新。以中碳登大厦为核心载体，武汉市武昌区打造碳金融集聚空间，并举办“首义论碳”等特色品牌活动，搭建全国碳金融领域的重要交流平台。在此基础上，武汉扎实探索气候投融资试点，研发落地“绿保贷”、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气候挂钩贷款等碳金融产品。通过完善平台、集聚主体、创新产品，武汉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能力，为协同机制运行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撑。

第二，数字技术提升了生态治理和资源配置的精准性。武汉已建成覆盖空气、水、土壤、噪声等的全要素监测网络，构建起“能监控、能研判、能指挥”的数字治理体系，并持续完善“蓝天卫士”“碧水卫士”“惠企便民”等智慧应用场景^[14]，使生态治理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在污染精准治理场景中，武汉持续推进量子激光雷达在大气污染溯源监测的应用示范，依托大气复合污染监测实验室开展温室气体监测，形成全国领先的大气复合污染监测能力。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场景中，武汉持续推进“数字江豚”建设，运用数字技术对长江江豚等珍稀濒危物种进行实时监测保护。数字技术赋能不仅提升了治理精准度，更降低了治理成本，使精细化、常态化的高水平保护成为可能。

（五）以市场化创新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闭环机制

价值实现机制是五重机制的关键闭环环节。只有将生态价值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分配的市场价值，前四重机制的成果才能形成可持续的激励循环。

第一，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武汉在江夏区灵山生态文化旅游区探索开展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试点。GEP核算的意义在于，将以往难以直接进入决策和交易环节的生态价值转化为可计量、可比较、可决策应用的具体数值，为财政支持、生态补偿和市场化交易提供基础依据。

第二，环境权益交易拓展了生态资产的市场化流转通道。武汉将排污权、用能权、碳排放权等环境权益纳入市场化配置改革范畴，以环境权益量化为基础推动交易市场建设。截至2026年5月，武汉排污权交易额达2820.59万元，碳排放权成交额5490万元，形成了总额2.6亿元的收储指标估值^[15]。通过将环境容量和排放指标从“指标分配”对象逐步转变为市场化配置对象，武汉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绿色转型的经济激励。

第三，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增强了长江上下游利益联结。武汉率先在全省探索建立跨市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截至2025年10月，武汉都市圈区域内有关行政区之间已围绕重点流域分别建立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其中，2023—2024年连续两年，武汉向湖北孝感支付府澴河跨市流域生态补偿资金累计1250万元^[16]。这一制度创新将长江上下游之间原本模糊的生态责任和利益关系转化为可量化、可执行的补偿安排，为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了重要范例。

第四，“机构端+个人端”双向发力，构建生态产品价值闭环实现机制。在机构端，武汉持续推进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在武昌区环沙湖双碳经济带等EOD项目中探索生态修复与产业开发一体化运作路径，打破了传统生态项目“政府独立投入—社会无差别受益”的运作格局，提升了社会资本的参与积极性，为生态修复项目的可持续运作提供了制度化的市场支撑。在个人端，武汉依托“武碳江湖”平台推进碳普惠体系建设，吸纳用户突破200万人^[17]。“碳普惠+消费金融”等创新模式不断拓展，生态价值实现由政府主导的项目化运作，逐步延伸到企业参与和公众参与相结合的多元化格局。

综合来看，武汉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的五重实践机制并非单向叠加，而是形成了彼此增益的运行逻辑。生态反哺机制以高水平保护为前提，释放生态本底价值和空间资源潜力；空间重塑机制将这些资源转化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载体；产业转型机制在此基础上重构产业体系，并为要素赋能机制提供了金融与科技应用的真实场景，放大多机制协同效应；价值实现机制则将前述各环节的成果转化为可持续的市场激励，并反向提升各机制的投入意愿。在这一“投入—保护—转化—变现—再投入”的闭环中，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由传统的约束关系逐步转向相互建构的协同关系。

二、武汉协同探索面临的现实瓶颈

随着武汉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实践纵深推进，制约其进一步深化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这些瓶颈并非单一环节的偶发性问题，而是长期积累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总体来看，其主要集中在水生态质量稳定性不足、跨域治理协同制度刚性不强、市场化机制激活程度不高三个方面。

（一）水生态质量稳定性不足

武汉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水生态治理体系，但在关键环节的治理深度与稳定性仍存在短板。一是点源治理虽已取得明显成效，但排污口整治成效仍需通过“回头看”、盯办抽查和联合抽查持续巩固；二是城市初期雨水径流污染、底泥内源污染等领域仍是持续攻坚的重点和难点；三是规模化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虽稳定在较高水平，但农药化肥减量增效、池塘标准化改造和养殖尾水治理等工作的覆盖深度仍显不足。综合来看，水污染治理的全面性、稳定性与持续性需进一步增强。各类短板叠加，使武汉面临复合性水污染治理挑战。尤其在城乡空间高度交织的格局下，污染治理呈现出边际成本递增与治理效果可见性递减的特征，这些特征对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了内生性制约，成为制约水生态质量长期稳定提升的瓶颈。

（二）跨域协同治理的制度刚性不强

武汉在推进流域横向合作已积累起较为丰富的经验，但治理的制度刚性与协同深度仍显不足。虽然武汉都市圈已与多个区域外县（市、区）建立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但补偿标准、监测口径、责任划分等关键环节的制度化程度仍有提升空间。通顺河、斧头湖等跨区域河湖的联防联控制度框架已初步建立，但常态化、长效化的运行闭环仍有明显短板。由于跨域协同治理往往比单一行政辖区内部治理更依赖稳定的规则供给和持续的利益协调，武汉应在跨域协同治理规则细化、责任约束和利益联结机制上持续发力，将合作性安排进一步转化为更加稳固的制度化协同。

（三）市场化机制激活程度不高

要素与产品在政策性安排上的顺畅流转，并不意味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已经在市场化层面充分成熟。具体来看，其一，环境权益交易市场的活跃度与潜在需求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虽然武汉排污权交易已具备一定市场规模和制度基础，但环境权益交易的市场活跃度、产品丰富度和跨要素联动深度仍有提升空间，碳排放权等资源环境要素的协同配置机制仍处于完善过程中。其二，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标准化和应用转化仍处于持续推进阶段。近年来，武汉在GEP核算研究和试点实践方面已积累了一定基础，但全市统一的核算标准、服务平台和成果应用规则仍需完善，GEP核算成果向政府决策、生态补偿和绩效考核等制度化场景的嵌入尚需进一步深化。其三，EOD等市场化运作模式的规则体系和运行机制有待成熟。近年来，武汉持续推进武昌区环沙湖双碳经济带等EOD项目谋划、评审、入库和融资对接，表明生态环境导向开发已成为统筹生态治理与产业开发的重要抓手。但是，从推进路径看，此类项目仍具有较强的政府组织和平台培育特征，自我平衡、可持续运转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总体而言，这些现象表明生态产品作为新型经济对象，在产权界定、价值核算、交易流通和收益分配等基础制度适用上具有较强复杂性，地方层面的单点探索难以一次性完成全部制度突破，仍需在更高层级的规则供给和制度统筹下逐步加以完善。

三、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差异化推广路径

武汉之所以能够形成相对完整的协同体系，并非仅仅依赖个别项目或单项政策，而是建立在三方面基础之上：一是区位、产业、科教等综合禀赋为协同探索提供了现实条件；二是生态反哺、空间重塑、产业转型、要素赋能、价值实现五重机制形成了链条化、系统化的实践框架；三是跨域协同治理、市场化激励和多元参与等制度供给为机制持续运行提供了保障。由此可见，武汉经验真正具有推广价值的，不是某一具体做法的简单复制，而是“以城市禀赋为基础、以机制集成为核心、以制度供给为保障”的整体推进逻辑。

基于此，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在借鉴武汉经验时，应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基于城市能级、产业基础、协同探索能力等综合要素，进行情景化匹配、差异化适配。

（一）核心节点城市路径：系统集成、整体跃升

以上海、重庆、江苏南京、湖南长沙等为代表的长江经济带核心节点城市，通常具备较强的综合承载能力、较完善的产业体系和较高水平的制度供给能力，具备系统推进五重实践机制建设的现实基础。这类城市应将五重实践机制作为整体加以统筹，并结合各自禀赋特点形成本地化的协同体系，重点加强绿色金融体系、绿色制造体系、跨域生态补偿网络和生态产品市场化平台建设。同时，核心节点城市应主动发挥流域协同的引领作用，通过制度试点先行、经验输出、平台共建等方式带动其他城市提升协同治理水平。

（二）区域中心城市路径：重点突破、梯次推进

以宜昌、芜湖、岳阳、宜宾等为代表的长江经济带区域中心城市，虽然城市功能较为突出，但在制度供给和要素集聚方面通常弱于核心节点城市，难以同步推进五重实践机制的全面建设。因此，更适宜从最具现实压力和比较优势的环节入手，采取重点突破、梯次推进的方式逐步构建治理体系。在产业转型方面，这类城市可借鉴武汉沿江化工“关改搬转”、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等经验，加快存量产业转型；在要素赋能层面，可借鉴武汉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气候投融资试点和数字化生态治理等做法，提升协同发展的金融和技术支撑能力。在重点机制取得突破后，再逐步向生态反哺、空间重塑、价值实现三重机制延伸。这类城市还应主动融入核心节点城市发起的协同网络，通过承接产业辐射、技术外溢与制度示范的效应来弥补自身能力不足。

（三）一般沿江城市路径：夯实基础、重点先行

对于综合能级、财政和技术条件较弱的一般沿江城市而言，全面铺开五重机制既不现实，也容易造成资源分散和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失衡。这类城市应坚持问题导向和基础导向，优先夯实生态治理底盘和空间优化基础。从路径选择看，应围绕污染防治、岸线修复、生态空间保护和基本公共生态服务供给等领域，推进生态反哺机制和空间重塑机制建设，优先解决最紧迫、最基础、最易见效的问题。与此同时，这类城市应主动嵌入区域中心城市主导的跨市流域生态补偿网络、产业协作网络和要素流动网络，通过承接产业辐射、制度扩散和技术转移，弥补自身能力不足。待生态基础和空间条件相对成熟后，再逐步向产业转型、要素赋能和价值实现机制拓展。

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推广武汉经验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完整复制五重实践机制的所有表征，而在于能否依据自身条件，把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找准协同起点，形成由点及面、由浅入深、由局部突破走向系统集成的路径。

四、政策建议

要破解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探索中面临的深层瓶颈，推动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迈向更高水平的协同发展，关键在于以系统性思维与改革魄力，推动一场以制度供给创新为核心的治理变革。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四点政策建议。

（一）重塑跨流域协同治理框架，夯实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的“制度底座”

应加快推动跨流域生态治理由临时性协调转向制度化推进，探索建立协同治理统筹平台，明确该平台在跨部门规划审议、跨区域重大项目协调、关键政策工具集成等方面的统筹权限与责任边界。对城市内部而言，应推动生态环境、金融监管等部门常态化协同议事机制深化。对跨域协同而言，要推动核心节点城市之间的政策对接、信息共享等从阶段性合作转变为长效性联动。

（二）构建梯度化产业协同生态，培育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的“产业枝干”

在统一的治理框架下，应以具有约束力的产业协同与空间布局规划为引领，依托产业图谱与发展定位的精准识别，引导长江经济带不同梯度的城市从同质化竞争转向差异化协同。核心节点城市应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承担长江经济带创新引擎角色；区域中心城市应聚焦特色产业集群的差异化发展，避免与核心节点城市的产业功能重叠；一般沿江城市应聚焦绿色农业、生态文旅、康养服务等特色产业。这样形成以核心节点城市为引领、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支点、以一般沿江城市为拓展的流域产业协同格局。

（三）健全要素配置与价值转化机制，疏通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的“要素血脉”

要素顺畅流动是流域协同的重要基础。首先，应持续推进碳排放交易系统等生态产品市场化平台的跨区域互联互通，推动形成覆盖长江经济带的生态产品交易网络，减少因市场分割带来的要素错配和资源低效配置。其次，应着力破除制约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性和隐性壁垒，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内部能耗、用地、碳排放、排污权等关键指标调剂机制建设，完善跨域交易、流转和统筹配置规则，促进生态资源、产业要素、人才技术、数据信息等在流域范围内高效配置。再次，应夯实生态价值转化的计量和应用基础，统一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规范跨域生态产品交易规则，并推广武汉GEP核算试点经验，推动核算成果更好嵌入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考核评价等关键环节，形成“核算—应用—激励”相衔接的闭环，为生态要素优化配置和生态价值实现提供稳定支撑。

（四）完善激励相容的利益联结机制，释放流域“协同势能”

流域协同的可持续动力源于公平合理的利益联结。应以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为契机，总结武汉在跨域横向生态补偿方面先行先试的实践经验，推动形成覆盖长江上游、中游、下游的横向生态补偿网络，使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受益者承担相应责任。对于跨域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绿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应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补偿协议，明确治理目标、责任分工、成本分担、利益分享等事项，增强跨域协同的稳定性和可执行性。同时，可依托现有长江生态环境权益交易平台，提升跨区域生态产品交易和资源环境权益配置功能，并研究设立流域生态补偿基金、绿色低碳产业协作基金等多元化利益联结工具，推动跨域协同中的正负外部性内部化，形成可计量、可分配、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将协同产生的外部红利逐步转化为各方持续参与流域共治的内生动力，凝聚推动长江经济带流域协同深化发展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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