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智技术是赋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重要引擎。在数智赋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实践中，各地积累了思想引领、组织建设、治理参与等方面经验，也存在数智治理意识较薄弱、数智赋能机制不健全、数智技能人才较欠缺、数智技术支撑不足等现实梗阻。面对这些问题，应从思维模式、日常学习、组织管理、服务供给和治理参与等方面进行变革，以全面提升数智技术赋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质效。

【关键词】新就业群体；数智技术；党建工作

新就业群体，又称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群体，是依托互联网平台获得就业机会、从事劳动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一类劳动者^[1]。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就业群体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基层党建覆盖的重要群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有效途径”^[2]，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提出了要求。在此背景下，数智赋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已成为夯实基层基础、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数智赋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是通过将数智技术与党建工作结合，充分发挥数智技术在资源整合、精准服务、高效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有效突破传统党建工作方式局限，进而推动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鉴于此，本文以数智赋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价值意蕴为起点，系统梳理各地实践经验，深入分析当前其面临的现实梗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路径。

一、数智赋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价值意蕴

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其在劳动关系、就业形态和社会身份等方面呈现出新特征，这给传统的党建工作模式带来挑战。面对这些挑战，以数智技术赋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对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促进新就业群体健康发展、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就业群体的基本特征

第一，劳动群体的流动性大和劳动关系的灵活度高。新就业群体是互联网和数智经济发展催生的产物，其就业模式与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密切相关，该群体往往无固定的办公场所、劳动时间。与传统就业形态相比，新就业群体对单位和组织的依赖性较弱，工作时间与工作空间拥有部分自主支配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用工关系和用人单位的限制^[3]。与此同时，这使得新就业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处于高度“原子化”状态，他们与平台之间的劳动雇佣关系较为松散，其劳动权益保障更为脆弱。

第二，工作方式的弹性化和去组织化。新就业群体以任务为核心驱动，平台通过“设定算法逻辑‘指挥’网约工劳动时间、空间轨迹、情感表达”^[4]，由此形成“即接即做，做完就走”的高度弹性化工作模式。然而，在平台算法的作用下，新就业群体的工作方式看似自由，实则囿于算法的精细化管控。这种碎片化的工作形态在削弱传统组织直接管理的同时，也导致新就业群体的组织归属感弱化。

第三，社会角色的模糊性与社群联结的脆弱性。新就业群体因灵活化的劳动关系与弹性化的工作模式，普遍面临社会角色模糊与社群联结脆弱的双重困境。在社会角色层面，一是灵活的就业形态与传统劳动保障制度之间适配性不足，易引发劳动者权利义务边界不清等问题；二是就业场景高度依赖平台算法，弱化了传统单位组织的联结功能，导致新就业群体缺乏稳定的职业归属感与角色认同感；三是社会公众对新就业形态的认知存在偏差，对新就业群体职业价值和社会贡献认识不足，进一步加剧其身份模糊化困境。在社群联结层面，新就业群体由于其“原子化”特征，存在线上社群联结松散、成员间信任度偏低等情况，难以依托传统组织形式开展集体行动，难以形成稳固的情感认同与群体凝聚力。

（二）数智赋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

第一，以数智技术为手段推动党建高质量发展。由于新就业群体生存的状态呈现出“原子化”、流动化、网络化的特征，对依托“单位制”“属地管理”的传统党建工作形成挑战：在组织覆盖上难以触达流动性大的群体；在管理中难以适应弹性大的工作节奏；在服务上难以回应多样化的需求^[5]。对此，充分运用数智技术能更好发挥党组织凝聚和引领新就业群体的作用，持续巩固党在数智时代的执政基础。一方面，依托大数据精准识别新就业群体党员，构建“党员数字画像”，掌握其从业情况、梳理群体活动规律，既能有效破解党员与党组织衔接不畅、匹配模糊的困境，也能推动严密组织体系持续向新就业群体延伸。另一方面，“数智＋”是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路径。传统的群众工作多依赖有限范围的实地调研，面对规模持续扩大、人员构成较为复杂的新就业群体，往往存在覆盖不足、响应滞后等局限。数智赋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能够拓宽党组织与新就业群体双向互动的渠道，实现新就业群体诉求及时表达、诉求得到高效反馈，进一步密切党组织与新就业群体的联系。

第二，以数智体系为依托引导新就业群体健康发展。数智体系深度融入新业态领域、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可有效提升新就业群体就业保障水平、拓宽其职业发展空间，为实现该群体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一方面，党组织可依托数智体系识别该群体在劳动保障、职业培训等方面的需求与难点，通过智能匹配服务资源、精准推送帮扶政策等方式，提高服务供给的针对性和可及性；另一方面，通过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新就业群体服务阵地，能在一定程度上破解新就业群体分散化、流动性强的困境，加强对其组织，强化其作为劳动者的角色认同感和集体归属感，激励新就业群体以更积极的姿态融入社会、贡献价值，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以数智平台为载体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质是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网络^[6]。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关注对象，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推动新就业群体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应以数字智慧平台为载体，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积极探索该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引导其实现从“被动关注”到“主动参与”的转变。比如，可依托数智平台开设“党员报到”通道，引导新就业群体党员主动亮明身份，带动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助力行业发展，将群体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7]。同时，可将基层政府、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多元主体的治理资源归集至数智平台统筹调度，依托标准化的任务清单、办事流程推动多方联动响应，在统筹协作中凝聚治理共识、汇聚治理合力，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二、数智赋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实践经验

（一）思想引领经验

工作时间不固定、学习场景碎片化等因素导致新就业群体党员在理论学习中面临“集中教育难组织、教育效果难保障”的现实困境。为有效破解这一难题，各地依托算法技术和数字平台，创新理论学习方式，激活理论武装“新引擎”，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学习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实现“随时学、随地学、随身学”，不断提升理论学习的针对性与时效性。

第一，强化算法赋能，实现党建内容定制化推送。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新就业群体党员的学习时段、内容偏好等特征，依托平台算法构建精准化内容供给机制，提升党建知识可达性。如，北京市委社会工作部与北京开放大学共建“党课研发组”，借助直播平台面向新就业群体党员授课^[8]；甘肃省张掖市市场监管局利用网络平台推送涵盖党的基本知识、安全教育、社会公益等内容的“微党课”，将“碎片时间”转化为理论学习的“黄金时段”^[9]。

第二，聚焦场景适配，创新学习方式。针对等单等不同工作场景，开发轻量、优质的学习产品，以灵活多样的方式推动新就业群体党员教育走深走实^[10]。如，河北省邯郸市邱县借助“学习强国”平台的党课资源，在休息间隙嵌入党章播报，实现外卖骑手“随手点、随身听、随时学”^[11]；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外卖送餐行业党委通过“错峰上党课”“插空谈谈心”等方式，开展“微宣讲”“微服务”等活动，增强党员骑手的身份意识、服务意识、纪律意识^[12]。

第三，探索“党建+业务”双融双促模式，实现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深度融合。如，美团开展“点亮党员徽章”行动，在美团外卖App上为党员骑手亮明身份标识，鼓励党员骑手佩戴党员徽章上岗；建立“支部评星、党员积分”考核评价机制，将政治引领嵌入接单、配送等业务流程，实现工作在平台、奉献在岗位^[13]。

总体来看，上述实践探索破解了新就业群体党员教育的现实难题，推动党建工作从“有形覆盖”向“有效引领”深化，切实将新就业群体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

（二）组织建设经验

针对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强、分布零散等特征及组织归属感弱等现实难题，各地积极探索数智赋能组织建设路径，通过数据挖掘实现精准识别、依托算法逻辑创新组织形态、借助云端技术打破时空限制，推动“隐形党员”显形、流动党员归队、分散力量聚合。

第一，构建数据驱动的精准排查机制。整合多源数据，建立动态管理台账，实现“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党员找党员”的精准匹配。例如，湖北省黄石市通过建立流动党员微信群“码”上找、链接政策资源激励找、街道社区全覆盖走访找“三找”方式^[14]，助力新就业群体流动党员“回家”。此外，湖北省于2026年1月底上线“湖北党建平台（党员之家）”，该平台的“流动党员扫码报到”功能，有助于实现对新就业群体流动党员的精准摸排^[15]。

第二，打造“云上支部”弹性组织形态。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工作联系在线上、工作场景在路上、工作地点在车上”的特点，各地依托数字化平台，建立新就业群体流动党员“云上”党支部，实现流动党员动态管理。例如，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市探索“云上党建＋”管理新模式，根据货车司机党员业务区域、地域分布等情况，构建“1个线下实体党支部+3个线上流动党员党支部”的组织架构，将流动的货车司机党员有效凝聚起来；通过发放提示等方式，引导115名货车司机党员主动亮明身份，切实提升了货车司机流动党员教育管理质效^[16]。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创建货车网约车同城配送货车司机“云上党支部”，利用互联网平台，着力破解新就业群体党员“组织覆盖难、活动开展难、作用发挥难”的问题^[17]。

第三，构建平台嵌入的组织覆盖模式。随着平台企业在新就业形态中的组织和调度功能不断增强，一些头部平台企业建立“党建云”系统，在业务App中嵌入党员报到、组织生活功能，推动党组织覆盖由线下延伸至线上。例如，满帮集团开发数字货运平台“党建云”，截至2025年10月，已吸引3067名流动司机党员注册认证，24859名流动司机党员在“党建云”平台报到，实现对流动司机党员的线上聚集和动态管理^[18]。

这些实践探索有效破解了“隐形党员”识别难、流动党员管理难、组织生活开展难的问题，推动党的组织覆盖从“有形”向“有效”转变，构建起“实体党支部+功能型党支部+云端党支部”的立体化组织体系，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三）治理参与经验

针对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激励约束机制尚不健全、参与渠道单一、身份认同感较弱等问题，各地以积分制实现行为量化激励，通过线上议事打破时空限制，依托数字平台拓宽参与渠道，推动新就业群体从基层社会治理“关注对象”向“参与力量”转变。

第一，健全积分制管理机制。通过建立“行为量化—积分累积—价值兑换”的闭环激励机制，将新就业群体参与治理的行动转化为可量化、可感知、可兑现的实际收益。例如，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将新就业群体人民建议征集与积分制挂钩，引导外卖骑手通过“随手拍”上报道路设施损坏、飞线充电等问题并获取积分，外卖骑手凭积分兑换生活用品。2025年以来，灵璧县通过此举措已推动解决各类问题200余件^[19]。再比如，江苏省泰州市兴化市昭阳街道长安社区设立“蜂力值”积分超市，建立“社区发布—蜂鸟认领—事件处置—实况反馈—积分确认—积分兑换”全流程操作指引，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20]。

第二，构建数字议事平台与协商机制。通过搭建线上协商议事平台，各地不断拓宽新就业群体诉求表达与参与基层治理的渠道。例如，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党委搭建“小哥议事会”平台，通过“组织链”“服务链”“治理链”三链共织的运行机制，推动党建引领与新就业群体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实现新就业群体从“服务对象”向“治理力量”转变^[21]；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滨河街道康城社区创建“小蜜蜂议事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参与协商共治，推动服务供给与基层治理双向互动、协同增效^[22]。

第三，推动“移动探头”与网格化治理深度融合。利用新就业群体触达广泛的职业优势，引导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流动探头”，并通过数字化手段将其纳入网格化治理体系。例如，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政和街道推动新就业群体化身“社区合伙人”参与社区治理，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质效^[23]；安徽省安庆市桐城市吸纳新就业群体担任兼职网格员，常态化开展不文明行为“随手拍”活动，请他们协助发现、解决各类基层社会治理问题^[24]。

这些实践探索有效破解了新就业群体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时“有热情没激励、想参与少渠道、有发现缺反馈”的现实困境，推动其成为基层治理的“前沿哨兵”和“流动网格员”，实现了党建引领下的共建共治共享。

三、数智赋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现实梗阻

在相关政策引导与地方积极探索下，数智赋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虽已积累一定实践经验，但仍面临以下现实梗阻。

（一）数智治理意识较薄弱

数智赋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数智技术的优势。然而，有关主体数智治理意识较为薄弱，这导致赋能效果有限。

第一，部分党组织负责人的数智治理意识仍需进一步深化。“数智+”是破解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难题的有效手段，但部分党组织负责人对数智技术赋能党建工作的深层潜力认识不足。这可能导致党组织负责人更重视信息采集，忽略了数据的应用，使技术应用与党建目标存在一定脱节，影响党建工作质效。

第二，部分基层党员干部对数智技术的认识不足。其对数智技术的应用认知存在以下两种倾向：一是技术依赖倾向，过度倚重技术手段，从而忽视其他因素的存在；二是风险规避倾向，在数智技术应用过程中，因担心潜在风险，而谨慎使用数智技术。上述认知偏差均可能导致数智技术在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中的应用出现偏差，进而影响工作实效。

第三，运用数智技术赋能党建工作的创新意识有待增强。一方面，针对新就业群体党员流动性强、组织关系接续难等情况^[25]，部分地区缺乏对数智技术的创新使用，仍采用传统的人工摸排方式掌握新就业群体党员信息，效率较低且难以完全覆盖。另一方面，部分数智党建平台建设不够完善，依然沿用旧有系统，平台功能与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实际需求不适配。此外，由于数智党建平台的宣传推广力度不足，未能有效触达目标群体，平台服务效能难以充分发挥。

（二）数智赋能机制不健全

在智慧党建应用场景不断拓展的当下，现有的赋能机制很难有效将数智技术应用成效转化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中的组织优势。如何系统性地实现这一转化，仍是亟待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第一，数据共享机制不畅。对新就业群体中流动党员的精准管理，离不开高效畅通的数据共享机制。目前，跨部门的数据共享缺乏统一的制度性安排，数据权属界定不够清晰，数据共享往往局限于部分案例，难以实现常态化、系统化的互联互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组织对流动党员的精准画像。同时，受数据整合难度较大、各部门数据整合能力有限等因素影响，实际整合效果不佳，进一步削弱了流动党员的管理质效。

第二，担责机制不明晰。在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数智化实践中，存在责任主体未规范、问责机制不明晰等情况。一方面，在推动跨部门协同中，因为没有明确的牵头和问责机制，容易陷入协同失灵的困境。另一方面，在推动数智技术嵌入党建工作的过程中，存在建设主体和责任主体的错配问题。部分项目建设工作由技术公司承担，而相应责任却由未掌握具体技术的党组织承担，这种矛盾导致责任边界模糊、问题发生后责任追溯困难等问题。

第三，安全保障机制缺位。数据安全是数智赋能党建工作的重要基础。当前，在数智技术应用于党建工作的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风险防范与容错纠错机制有待健全，存在数据泄露风险和算法应用可能带来的舆情风险；二是相关领域法律法规相对滞后，数据安全保障体系缺乏有效支撑。

（三）数智技能人才较欠缺

数智时代，人才是发挥数智力量的重要支撑，是将现有的数智工具转化为数智能力的关键所在。但当前具备数智素养的人才供给不足，难以适配数智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具体而言，数智技能人才队伍的建设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复合型骨干力量匮乏。随着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党建工作日益朝着信息化方向推进，党建工作队伍亟需既精通党建业务，又掌握数智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但就当前情况来看，传统党建工作者相对缺乏数智技术应用能力；专业技术人员虽能解决硬件与技术问题，却对党建工作的方法、内容和目标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解。在这种业务与技术脱节的状态下，技术应用与党建工作难以深度融合，数智党建建设容易偏离方向。

第二，人才培养体系相对滞后。2025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加大高层次人才培养力度，超常规构建领军人才培养新模式”^[26]。尽管已有国家政策层面的有力支持，但当前数智技能人才培养仍存在诸多短板：一是党员干部数智素养提升需要一定的教育资源供给和财政投入，但目前相关保障不足；二是当前面向党员干部的数智培训多停留在信息化基础操作层面，缺乏结合新就业群体特点、聚焦数智化党建工作场景的针对性培训；三是现有人才培养内容呈零散化、碎片化特征，尚未形成系统化、常态化的培训机制，导致培训成效难以有效转化为实际履职能力。

（四）数智技术运用支撑不足

尽管各地在数智赋能党建工作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但针对数智赋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数智基础设施建设的均衡化和数智技术运用水平亟待提高。

第一，数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现阶段，党建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不均衡现象，部分地区面临硬件设施老化、基础算力匮乏等问题。这使得数智基础设施的部署难以实现统一，党组织无法有效推动数智技术在差异化的应用场景中发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云端党组织”的建设。

第二，关键技术应用较为有限。党建工作的数智化进程需要持续的技术支持与资源保障，但部分地区党组织缺少自主掌握关键技术的渠道，技术支撑主要依赖外部项目采购，易导致其后续运营乏力。同时，由于资金投入的持续性不足，许多关键技术仅停留在浅层应用阶段，难以深度融入党建业务、发挥长效作用。

第三，技术规范尚未统一。各地开发的党建系统尚未形成统一的技术规范，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流动党员跨平台、跨系统使用存在不便；同时，数据分散、互不畅通等问题制约了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有效开展，弱化了数智化党建工作的实际效能。

四、数智赋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路径

针对当前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现实梗阻，结合新就业群体的发展现状和特点，数智赋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路径亟待从思维模式、日常学习、组织管理、服务供给、治理参与等方面进行深层变革，以推动数智赋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思维模式数智化

为最大限度释放数智技术效能，应进一步强化数智治理意识，树立科学的数智治理思维。

第一，加强对党组织负责人的数智治理思维培养。一是推进数智意识培育。各级党组织通过邀请数智领域专家开展专题培训，引导党组织负责人将数智理念内化为日常工作认知，构建其对数智技术内涵、应用场景、潜在风险等方面的整体认知框架，推动形成对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性认识，持续提升整体数智思维水平。二是深化数智技术实操应用，有效利用各类党建工作平台，以“评优秀、树典型”的方式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强化党组织负责人“数智+”工作应用意识，全面提升其数字化履职综合素养。

第二，深化普通党员干部对数智技术的认识。一是提升数智技术使用能力。做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需要普通党员干部既掌握数智技术又熟悉党建业务，可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开发针对性课程。二是树立积极服务的意识。普通党员干部应将新就业群体视为服务对象，充分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在党建平台开设新就业群体相关服务专题，精准把握其急难愁盼问题，及时响应和满足新就业群体的合理需求。

第三，在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领域推行“数智化变革”，构建“数智+”新型党建模式。一是搭建“数智+党建”一体化在线平台，将党建工作目标嵌入系统设计，推动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数据共享，为新就业群体党员提供精准化、高质量服务。二是设立专项基金。通过制定项目清单、明确激励机制，充分释放“数智+”赋能优势，调动党员干部运用数智技术开展党建工作的积极性，为党建数智化转型提供持续稳定支持。

（二）日常学习数智化

数智技术能够打破时空限制，为新就业群体党员开展学习提供更高效、更便捷的渠道。通过运用数智技术，在学习方式、场景化应用、学习内容供给等方面实现优化升级。

第一，创新学习方式。一方面，可依托微视频、微课堂等形式，搭建“云端”学习平台，畅通新就业群体党员与党组织的沟通渠道。通过平台对学习文章、视频内容进行个性化推送，保障新就业群体党员能够随时随地学习。另一方面，着力构建常态长效学习机制，以党组织为核心组建学习社群，在及时推送学习资料的基础上，围绕每月主题党日活动开展学习研讨，不断提升学习实效。

第二，打造便捷化数智学习场景。依托线下服务阵地拓展党员学习教育的覆盖范围，通过数智化手段提升学习的便捷性。如，在“暖心驿站”“骑手之家”等党员服务阵地张贴学习二维码，党员扫码即可获取学习资源；在流动党员活动较为集中的社区设置智慧学习角，推动党员教育就近可及。

第三，丰富党员学习内容。一是聚焦职业发展需求，精准推送职业培训内容。针对新就业群体职业发展需要，提供线上职业指导，开发职业技能课程，建立系统化职业支持体系。二是通过数智化手段常态化推送党的理论知识。如，通过线上主题征集、网络学习等方式，激发党员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三）组织管理数智化

新就业群体党员流动性强、分散性大，传统的党组织设置方式难以适应^[27]，因此，必须坚持党建引领，深化数智化赋能，全面提升党组织管理效能。

第一，推进党组织有效覆盖。可构建数智化组织网络。通过积极探索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立体覆盖”的组织网络^[28]，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同时，设立“云端党支部”。依托大数据技术，精准识别新就业群体中的党员，通过算法支持，灵活组建“云端党支部”，实现党组织动态延伸，有效覆盖。

第二，搭建数智化党组织工作平台。一是推行党员档案数字化管理。建立党员电子档案，为党组织关系转接、管理与身份认定提供便捷服务。二是推行党员“赋码管理”。为新就业群体党员统一赋码，对其参与党组织生活、履行党员义务等情况进行动态化管理，不断增强党员的归属感与向心力。

（四）服务供给数智化

解决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问题是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的前提。主动回应、有效解决其烦心事、操心事，有利于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第一，开发“指尖”服务工具。一是畅通线上意见收集渠道。在党建平台上设立反映意见的便捷通道，鼓励党员和群众及时表达诉求、反馈意见，实现对服务需求的精准识别、快速响应。二是开发集成式服务专用工具。针对新就业群体实际需求，开发专用App或微信小程序，整合在线维权、政策解读、岗位推荐等功能模块，优化业务办理流程，实现“指尖”办理。

第二，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服务阵地。一是推进实体服务阵地多元化建设。在居民区、商业街等地方设立“爱心驿站”，配备便民服务设施与物品；在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服务驿站”，提供多元化服务。二是深化数字化赋能线下服务。以实体服务阵地为基础，依托平台开通线下服务预约等功能，将线下服务记录同步上传至“云端”，形成“一人一档”的服务档案。

第三，构建服务评价体系。一是实现数据可视化。通过“数字大屏”对服务项目进行实时监测，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系统分析，以评估党组织活动成效和服务实际转化率，从而提升党建服务的透明度、科学性。二是建立回访机制。借助AI智能回访机器人、AI智能回访系统等方式及时收集新就业群体对已办结服务的评价，针对AI标记评价不佳的服务事项及时进行人工回访，梳理共性问题、深挖根源症结，形成问题清单，持续提升服务质量。

（五）治理参与数智化

新就业群体具有高频次流动、广域覆盖的职业特性^[29]，依托这一特性，既能有效延伸治理“触角”，也能助力打通治理“最后一公里”。数智技术则为该群体及其中党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推动其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第一，参与渠道智能化。以平台为核心，依托新就业群体活动范围广的优势，运用数智技术拓宽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渠道。一方面，开拓多元参与渠道，如在小程序中设置“随手拍”功能，支持新就业群体随时上传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线索；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智能识别人员流动轨迹与治理需求，由系统精准推送区域重点治理事项，引导新就业群体结合自身活动轨迹就近响应、参与治理，有效凝聚协同治理力量。

第二，激励机制智能化。以积分制为核心，一方面，将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行为按照难易程度量化为积分，积分可兑换相应服务与激励；另一方面，可设置每日、每周、每月的积分排行榜，对积分排名较前的参与者给予额外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有效激发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

〔本文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新型智库项目《湖北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26—2035年）编制》（项目编号：【2025】第26号）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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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静萍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望翰林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