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报童都参与社会调查，南方局的调查研究有多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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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9月，一份《关于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情况给周恩来等的通知》，摆在周恩来案头。

通知是毛泽东发来的，要求周恩来等人分头对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开展调查。

调查的要求很细：“每人为立一小传，要有籍贯、年龄、出身、履历、派别、资产活动、嗜好、政治动向、对我态度等项。”

中共南方局根据中央精神，对国民党的党、政、军、财、文、特等各方面的组织、人员及实力情况，展开秘密调查。

1940年12月，南方局统战委员会经济组成立，负责宣传中共财经政策，开展经济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和调查研究工作，收集国民党统治区有关财政经济的资料。

曾任南方局秘书处秘书的童小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南方局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就是情报工作，在南方局的整体工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由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的。”

“在南方局机构中，并没有专门的情报部门，有些时间有个别的同志专门管这项工作。”

情报工作是南方局全体同志共同参与的，包括统战人士、民主党派、进步的青年和朋友都做这项工作。

就连《新华日报》的报童、办事处的采买，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都做社会动态的调查研究工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报童以《新华日报》为起点，逐步成长为自觉的革命战士。《新华日报简史》一书提到，报馆定期组织报童参加学习，以提升他们的政治认识和文化素养。报馆不仅是报童的家，也是报童的学校。

毛泽东赴重庆和平谈判期间，听说报童、报丁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后，称赞他们是“新华军里的小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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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局的“秘密调查”是如何开展？我们来看两个实例。

第一个实例是前往云南针对军事方面的调研。

1942年4月20日，南方局曾派张文澄、方文彬、杨才等组成调查研究组到云南开展工作。

这个调研组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资料；联系滇军二路军指挥部里的中共党员；在滇军建立电台。

调研组赴云南前夕，周恩来约张文澄谈话，向张交待工作要点，介绍龙云部二路军总指挥张冲的情况。

调研组到云南后，同云南省工委一起开展了多方面的调研工作。

第二个实例是中共党员隐蔽在一所中学开展的农村调查。

1945年3月，中共秘密党员陈立庵、董特生、辛良等人相继来到宋水中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农村调查工作。

比较大型的调查活动是在1945年暑假期间开展的。他们以家庭访问的名义分两路进行。主要调查贫富分化、经济剥削、政治压迫，特别是乡保恶霸仗势欺人的状况以及劳动者的要求。

根据这些调查写成的报告，由陈立庵集中送往南方局，为南方局搜集了川北农村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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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局的社会调查工作成效如何？

1942年3月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报告经济组一年来的工作情况提到：“经济组在一年来的工作中，收集了国民党政府的有关计划、金融、工会、厂矿、交通、粮食、农林、物价方面的材料100余种，成绩之显著，为以前所不及。”

周恩来要求经济组组长许涤新正确贯彻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政策，抓住抗战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特点，在作好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统战工作。

当时，重庆有影响力的大资本家包括两部分，一是由上海入川的，代表人物有刘鸿生、吴蕴初、胡厥文等；二是四川本地人，代表人物有胡子昂、潘昌猷、卢作孚等。

起初，由于国民党长期造谣诬蔑共产党，一些资本家不敢接近共产党。许涤新便找来既亲近中共、又同上层资本家有接触的罗叔章、胡子婴，作为经济组与工商界联系的顾问。

经罗、胡的介绍，许涤新参加了重庆工商界的“星五聚餐会”，开始了与工商界的接触。

许涤新利用各种机会，接近那些不了解共产党的资本家，并逐一登门拜访。虽然经常吃“闭门羹”，但他从不灰心。

抗战后期，随着国民党政治上独裁专制和官僚资本经济上压迫垄断的日益加剧，民族工商业与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这时，按照周恩来、董必武关于做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要“在商言商”的指示，许涤新和经济组的同志，在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借助舆论影响，为民族工商业请命。

在与经济组有关同志的交谈中，李烛尘表达了对国民党政府制定的酸碱收购价格过低、不敷成本的愤慨。在征得李烛尘的同意后，经济组的同志将他的意见刊登在一家商务报刊上。该意见一经发表，立即引起民族企业界的共鸣。

李烛尘起初还担心国民党政府的打击报复，但来自工商界的赞誉和共产党的支持，激励他敢于直言。最终国民党政府慑于舆论的压力，只好适量调高收购价格。

南方局在经济界开展的统一战线和调查研究工作，发挥了深远影响。1945年秋，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重庆工商界的一些代表人物找到许涤新，要求转达“他们希望见毛泽东”的愿望，可见中共在当时的民族资本家心目中，已经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