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文学|一代才女石评梅(4)|介子平专栏

作者:介子平来源:七一客户端发布时间:2021-11-26 10:53:47

魂归陶然亭

自高君宇下葬陶然亭后,这里几乎每个星期日都会出现一个手捧鲜花的孤单女子身影,默默注视着那堆黄土,那块碑石,以及碑石上的文字。这女子便是高君宇生前恋人石评梅。

石评梅此后写了十多篇署名波微的追忆文章寄托哀思。那些深情的诗文,弹拨出了她的悔恨和思念。其中的《墓畔哀歌》写道:

我爱,我原想追回那美丽的皎容,祭献在你碧草如茵的墓旁,谁知道青春的残蕾已和你一同殉葬。

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

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的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积永久勿忘的爱心。 

我爱,我吻遍了你墓头青草在日落黄昏;我祷告,就是空幻的梦吧,也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但石评梅并未因此沉沦下去,在悲痛之余,她严肃认真地思考社会和人生,逐渐理解高君宇所从事的事业,精神开始振作起来。1926年,她在一篇日记里写道:“我还是希望比较的有作为一点,不仅是文艺家,并已是社会革命家呢!”同年,她对朋友说,“像我这样人还有什么呢?我干教员再这样下去,简直不成了!我虽然不能接续天辛的工作去做,但我也应努力一番事业。你看,北京这样的杀人,晶清是革命去了,北京只剩下我了,暑假后我一定往南边去,让他们认识认识我评梅,做革命事业至少我还可多搜集点资料做文章呢!”有一次行装都已整理好了,只因教育界同仁的劝阻,以及母亲不同意,而未能成行。

在此之前,1924年11月,石评梅与陆晶清编辑出刊了《京报》副刊——《妇女周刊》。《京报》是邵飘萍于1918年10月5日在北京创办的一份进步报纸,因与时代紧密结合,注重评述政局、反对军阀统治、讲求新闻的时效性和真实性而闻名于世。《妇女周刊》是其23种副刊中的一种。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妇女周刊》于7月1日第29号发表本刊编辑部特别启事,对“沪汉惨屠”表示愤慨之情。

《妇女周刊》深受鲁迅的关怀和支持。在《两地书》中多次提到《妇女周刊》和石评梅。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南下,石评梅曾至前门车站送行。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三时至车站,晶清、评梅来送。”

1925年5月7日,母校闹学潮,时任校长杨荫榆决定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后又指挥军警殴打学生,酿成女师大惨案。石评梅目睹这一切,一怒之下以“毕业同学的身份”参加了学生们与教育当局的斗争。同时在8月19日出版的《妇女周刊》第30号开辟“女师大风潮专号”。事后鲁迅曾为该刊专门撰写了《寡妇主义》一文。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要求段祺瑞执政府拒绝日、英、美等八国提出的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碟,抗议日舰对大沽口的炮击。会后两千余人游行情愿,执政府出兵镇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

石评梅虽未亲自参与到执政府门前的请愿行列,但好友刘和珍不幸遇难,陆晶清也负了伤。翌日,石评梅即奔赴医院看望负伤的朋友。3 月25日,又参加了女师大为刘和珍和杨德群召开的追悼大会,并于3月22日在《妇女周刊》发表散文《血尸》一文,25日发表《痛哭和珍》一文,悲愤地指出:“昨天的惨案,这也是放出野兽来噬人”;“你的血虽然冷了,温暖了的是我们的热血,你的尸虽然僵了,铸坚了的是我们的铁志”;“我也愿将这残余的生命,追随你的英魂!”其矛头直指段祺瑞执政府,并称赞刘和珍烈士是“中国女界健康的柱石”。这两篇文章的发表甚至早于鲁迅先生那篇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

1926年上半年,石评梅又与陆晶清等编辑《世界日报》副刊《蔷薇周刊》。

“三一八”惨案、“济南惨案”、李大钊及邵飘萍的被害,使她越来越关注社会问题,思考高君宇的志向,由此也带来了文学作品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创作似乎已由悲哀找到了出路。1927年发表的小说《匹马嘶风暴》,已配得上是“革命文学”了,是这一时期石评梅的小说代表作之一。《红鬃马》则显示了他作品的新格调。

后来,陆晶清离京抵沪,石评梅独立支撑起了《蔷薇周刊》的编辑工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中国上海发动的反共清党、屠杀革命者和工人群众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日,中华共进会的大批流氓打手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蒋介石得部队紧随其后,借口“调解工人内讧”,强行收缴双方枪械,将2700名工人纠察队员全部解除武装,上海总工会遂被占领。政变后的第18天,石评梅便愤然写下长诗《断头台畔》。

狂飚怒卷着黄尘滚滚如惊涛汹涌,

朝阳隐了这天地只剩下苍黑之云;

一阵腥风吹开了地狱紧闭的铁门,

断头台畔僵卧着无数惨白之尸身。

黑暗的宇宙像坟墓般阴森而寂静,

夜之帏幕下死神拖曳着长裙飘动;

英雄呵是否有热血在你胸头如焚,

醒来醒来呼唤着数千年古旧残梦……

石评梅主编《妇女周刊》历时一年,出版50期,其间为《妇女周刊》撰写了40多篇文章,其中多数是谈及妇女问题的,并竭力宣扬妇女解放。她认为,封建礼教是残害妇女的罪魁祸首,主张女子应接受教育,要有经济和参政方面的平等权利。她认为,完美的新女性要有“高洁的人格和发育丰腴的肌肉”,应具有“充满学识经验的脑筋,禀赋经纬两至的才能”。这些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精确的理论,在当时的影响可想而知。

除却办刊,石评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教学方面,她以教好体育作为德育的门径,并促进智育的发展为理念,所教学生的体育学业成绩在男女生合计的一百多人里,占前20名。她还自编了体育教材,改革了女子篮球攻防战术。由石评梅培养、训练出来的附中当时称队球的女子排球队,于1928年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华北运动会上接连打出好成绩,夺冠的呼声很高。《世界日报》于当年4月7日特刊登载记者报道,详细描述了她们战败燕大女校排球队的过程,称其为“足称巾帼英雄”。《世界日报》运动会画刊上还登有石评梅和附中女子排球队的合影。决赛那场,会务让石评梅做了记分员,而没有负责现场指挥。这场决赛,附中女子排球队以微小的差分败于京大女子文理学院的大学生排球队,获得亚军。赛后,附中队员们气得直哭,称裁判不公。石评梅却以“胜败乃兵家常事”的观念鼓励队员们,劝自己的学生说:你们是初中学生,争取下届当冠军吧。

石评梅对学生提倡平民化的教育,虽然当时读附中的女孩子多是出自富人之家,但却是栽花种树、打扫清除、打球体操样样都行,这与别的女校的学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国文教学方面,学校规定一星期作文,一星期发文,但为了让学生们能多练习几次,石评梅便要求她们每周作一次,这样一来,学生的写作水平自然提高了,老师的工作量则增加了一倍,于是她便得每每在夜深人静之时,批改删阅,谆谆教诲。一个体育教员教国文,实在是一件罕见的事,校长林砺儒就说过:“石先生教国文,并不是因为没人教而叫她教;实在因为教育界中人百分之九十九个半事主张如此的。”以石评梅在当时文学界的成就,来劳神费力、不厌其烦地从事这样的教学工作,对于她所带的学生,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

石评梅曾对学生讲:“要你们的作文有进步,除开课文上所学的外,必须还要多看些关于文学的书。”于是,她还将自己觉得对学生有帮助几十册书捐给了班级的“图书柜”。

而在此时,另一名男性进入了石评梅的视野,他就是“狂飙文人”高长虹。

高长虹与高君宇是山西一中的校友,高长虹迟两年入学,又半路离开了。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后,高长虹也曾在北大做旁听生,不久后又回到了山西。所以他们是两度同学,而且以“朋友”相称。1921年春,高长虹进入山西省立图书博物馆工作,跟已在那里工作数年之久的石评梅的父亲石铭先生同居一室,相向而坐。

高长虹的父亲高鸿猷为清末副榜举人,曾在天津杨柳青和河北昌黎县当过承审和代理知事。高长虹的老家在盂县西沟村,离平定县城不过四五十里,两家互相仰慕,早有来往。石铭在省立图书博物馆做事,缺少一名“书记员”,便举荐了朋友的儿子高长虹。

高长虹如敬父亲一样敬重石铭,石铭如器重得意门生一样把高当侄子看待。老少二人恰都嗜喝酒,公事之余,偶尔到街头饭店小坐,要一壶酒,边斟边谈。有时还把高长虹领到住处,促膝谈至深夜。石铭对高长虹的天分早已垂青,有意选他做自己的快婿,所以常把话题引到爱女评梅身上。他告诉高长虹,评梅十分聪明,十岁就读《红楼梦》和《水浒传》,上中学时能一口气写六七百字的文章,而且一个字也不用改;他告诉高长虹,评梅是一个淘气的女孩子,爱好自由,常跟教员打麻烦,因此曾被开除过一次;他还告诉高长虹,评梅受到娇惯,已是大孩子了,晚上被臭虫咬,还娇娇啼啼地哭。总之,事无巨细。

由此,高长虹与石评梅虽未相处却了如指掌。石铭还把这个意见告诉了石评梅,并多方夸奖高长虹多么有才。石评梅在太原读书时就听说过高长虹其人,知道高长虹是山西一中有名的才子;高长虹到省立图书博物馆做事后,石评梅回太原时曾与他见过面谈过话。

1924年9月1日,高长虹在太原创办《狂飙》月刊,掀起“狂飚运动”。所谓“狂飚运动”,就是要掀起一股猛烈的风暴,唤醒“睡着的、昏着的、躺着的、玩着的”青年乃至广大民众,无情地揭露和鞭笞社会的黑暗,以迎接社会的变革及光明。高长虹们浑身热血沸腾,敢于直面人生,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直率而尖锐地抨击社会弊端,这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同年11月移师北京,在《国风日报》上出版《狂飚》周刊。此举引起鲁迅等前辈作家的关注。12月10日晚,高长虹初次拜访鲁迅,送去《狂飚》及《世界语周刊》。鲁迅热情对待,并告诉高“可常来谈谈”。显然,在鲁迅心目中,高长虹是一个不仅醒着的、要前进的青年,是一个“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的青年,是一个能够“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的青年。鲁迅还在《野草》一文中评论高长虹的作品,说:“《幻想与做梦》光明多了!”

父亲不仅当面夸赞高长虹,写信时,也会顺便称赞一番。聪敏的石评梅,对父亲的内心所想,自然心领神会。石评梅知道父亲喜爱的是高长虹,而她又极爱自己的父亲,不愿因违背父命而使他难过,这是她面对高君宇的苦苦追求时,难以决断的又一个原因。

高君宇于1925年3月6日逝世,高长虹统名为《给——》的48首“恋歌”,从6月1日开始在《语丝》等杂志发表,这绝不是偶然的。《给——》的第30首写道:

你父把我像朋友待,

我待他如小丘待泰山,

我手采茵陈酿碧酒,

碧酒我如见你的容颜。

自古诗人爱少女,

少女纯真与憨戏,

臭虫咬破了嫩肉皮,

夜中学作小儿啼。

你父曾坐一儒官,

我父也曾坐知县,

门当户对我把你娶,

我是娇婿你是好妻房。

十岁时你曾授《红楼梦》,

五岁时我熟读木兰歌,

我爱你是奇女子,

你爱我是宝哥哥。

在紧接他在另一首诗中又写道:

你父把我像朋友待,

我待他如小丘待泰山,

我手采茵陈酿碧酒,

碧酒我如见你的容颜。

自古诗人爱少女,

少女纯真与憨戏,

臭虫咬破了嫩肉皮,

夜中学作小儿啼……

你父曾坐一儒官,我父也曾坐知县,

门当户对我把你娶,

我是娇婿你是好妻房。

1925年7月5日,石评梅为排解高君宇逝世所带来的悲痛,决定回平定老家过暑假。回到家里,父母难免不提到女儿的婚事,此时,自然少不了提及高长虹。

如果说吴天放的欺骗使石评梅陷入了无尽的悲哀的话,那么,高君宇的死,则使她完全走向了封闭。一次她在给朋友袁君珊的信中坦言:“我第一次便交给了一个不能承受我心的人,又不幸这时我又逢见了不能爱我而偏要爱我的天辛。”在给林砺儒校长的信中,她则说自己已经死了,只不过是“里死外活”的罢了。

她在《再读<兰生弟的日记>》中写道:“我是信仰恋爱专一有永久性的,我是愿意在一个杯里沉醉或一个梦里不醒的。假使我的希望做了灰,我便将这灰包裹了我的一生,假使我的希望陷落在深涧底,我愿我的心化做了月亮,永久不离的照着这深涧的。”

在这之前,高长虹还有过非礼行为,所以石评梅在给焦菊隐的信中指责高长虹“无理取闹太笑话了”。还写信直告高长虹,她将永不嫁人,所以高长虹在一篇文章中说自己这时“精神上受了一个大的打击”。自高君宇去世,石评梅便把自己的名字跟高君宇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并决心过独身生活了。

然而,就在此时,有好事者说,《给——》是写给许广平的,因而引起了高长虹与鲁迅之间的一场争论,进而发生了决裂。这种说法,显然是不了解高长虹与石评梅之间的隐情。

石评梅当时已是北京女界有影响的人物,她也一直关注妇女运动,经常以各种形式的作品,塑造各式妇女形象,宣传自己的主张。1928年9月中旬,她完成了小说《林楠的日记》的创作。小说女主角林楠,因丈夫另有新欢而想到了离婚,但又舍不得子女和正需服侍得公婆,她想到了走,甚至想到了死。男女若要平等,妇女必须经济上独立,这便是小说的立意。

1928年3月,石评梅从借住5年的林砺儒家迁出后,几经周折,最后搬到了西拴马桩街8号唐宅租住。十天后,也就是9月18日,她便生病了。此前在林家居住时,石评梅就常有身体不适的症状,一次在街上还晕倒过。

那天,起床后,石评梅便感到有些不舒服,为不耽误学生的功课,她上午照常上课,中午赶到兼职的若瑟女师后,病情加重,已不能再上课了,于是请假回家。推门进屋后,便一头跌倒在床上,从此再没有起来。下午6时,起初同事们以为是一般性的风寒,就请了位姓李的中医到家里来,后来不见好转,反倒愈来愈厉害了。由于石评梅的家人不在身边,大家商量着去住院,但她坚持不去协和医院。那么,石评梅为什么坚持不去协和呢?

因为那里曾是她的伤心之地,3年前,高君宇就是在那所医院去世的。

19日,石评梅的病情加重,高烧中伴着呻吟,请来两名大夫都不能确诊。20日,送进了旧刑部街日本人开办的山本医院,至22日,仍未确定病症,这家医院对病人实在耽误得太多了,于是才由校长林砺儒决定,于23日乘她昏迷之时转到了协和医院,入院后立即作了腰椎穿刺,下午确诊为结核性脑炎。伴随着急促呼吸,又并发肺炎,她的病已十分危险。

30日,医治无效,在众人的呼唤中,一颗年轻的心脏就此停止了跳动。她与当年高君宇病逝的是同一家医院,而且是同一间病房,同一个时辰。

她病逝后的第二天,师大附中特别放假一日,全体学生列队至协和医院为她送行。入殓时,棺中随葬了两样东西:一支钢笔,代表了她文学上的劳作,一支银哨,说明了她教学上的成就。

10月13日,师大附中举办“石评梅先生追悼大会”,全体师生及她的生前好友500余人参加了。10月21日,世界日报社、女师大学生会、春明女校、女一中、蔷薇社等多个社会团体共计300多人在女师大再次举办追悼大会。

我在天辛的生前心是不属他的,在死后我不知怎样便把我心收回来交给了他。我是重感情而轻物质的人,所以我宁愿把我心,把我的爱情,把我的青春,和他一同入葬……

1929年10月2日,友人们根据她生前曾表示的与高君宇“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愿望,将其葬于高君宇墓右侧,并又竖起一座四角白玉剑碑,碑面镌刻着“故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女教员石评梅先生之墓”,碑基上镌刻着“春风青冢”四个篆书大字。墓穴是按照评梅家乡的规制挖筑的,陆晶清受死者母亲的嘱托,将一大红漆奁盒放入了穴中,这是一位花发母亲为女儿精心置办的嫁妆。

初秋时节,陶然亭那寥廓、萧森、凄清的背景上,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梁祝”。陶然亭也从此与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联系在了一起。

石评梅是中国现代女性求独立、求平等、求解放、求自由的先驱,是在一个遮蔽的老屋内开启窗扉的抡锤人。她短暂一生的悲剧性色彩,恰是哪个时代妇女命运的应对,不也是那个时代国家命运的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