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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是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通过政策引导推动资源下沉，可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依法厘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权责边界，构建政社紧密合作的基层治理有机体系，持续激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内在动力，培育专业的基层治理工作队伍，构建多元共治格局，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

【关键词】社会治理；治理重心；党建引领；政社合作；群众自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更好为社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1]。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关键地位，指明了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方法路径。基层作为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承载着增进民生福祉与推动社会发展的重任。基层治理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核心单元，是矛盾纠纷的“集散地”、民生诉求的“感知点”，也是办理市民诉求的“主阵地”。

国家对基层治理的重视贯穿于顶层设计与实践推进的全过程。党和国家始终将基层治理视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3]。

近年来，国家围绕基层治理出台一系列举措，着力构建多元共治格局。健全乡镇（街道）职责和权力、资源相匹配制度，加强乡镇（街道）服务管理力量；推动资源下沉，加强基层基础设施建设，为基层治理提供坚实人力与物质保障。鼓励群众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广泛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推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激发基层治理活力。在全国大力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基层治理数智化平台，强化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公共服务功能，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健全基层民主制度，鼓励基层通过民主协商、居民自治等方式解决问题。推进网格化管理，鼓励基层“未诉先办”、主动治理，将治理触角延伸至社区每个角落，实现精准化、精细化服务。

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推进党的基层建设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的显著优势之一^[4]。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实现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的核心力量。只有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带动作用，才能有效整合基层资源，调动多方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等载体是实现基层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重要平台。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汇聚了辖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为各类主体协商共治搭建了沟通、决策平台。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能够打破基层各部门、各单位之间的壁垒，有效解决条块分割、资源分散等问题。例如，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可以组织街道办事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社区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以及居民代表等多方主体共同协商，将各方利益诉求进行整合，统筹解决资金筹措、改造方案制定、后续管理等一系列问题，推动改造工作顺利进行，实现多方共赢。通过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这一载体，各类主体能够共享信息、整合资源、达成共识，产生共同行动，形成基层治理的强大合力。

党员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员扎根于基层，对社区情况熟悉，与居民联系密切，能够及时了解居民的需求和诉求，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大部分社区都分布有在职党员，他们来自不同行业和领域，拥有丰富的知识和专业技能。通过引导在职党员到居住地社区报到，鼓励其积极参加社区志愿服务活动，能为基层治理注入新活力。通过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党员以身作则，弘扬志愿服务精神，以实际行动感染和带动身边的居民，能够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引导居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

引导居民群众履行公民责任，参与基层民主协商和社区治理，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关键。基层党组织要积极营造民主协商氛围，搭建多样化的民主协商平台，如居民议事会、社区协商会等，让居民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社区事务决策过程中，要广泛征求居民的意见，让居民参与到社区规划、环境整治、电梯改造、设施更新、文化建设等工作中来。同时，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对居民的宣传教育，提高居民的公民意识和参与意识，让居民认识到自己是社区的主人，参与社区治理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通过建立社区“时间银行”积分机制等激励机制，对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居民给予奖励，进一步激发其积极性。只有各部门、各单位和居民等主体都积极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才能加速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社会治理新格局。在此过程中，各方主体应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协作、相互支持，共同解决基层治理难题，共享基层治理成果。

基层党组织通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为各方搭建沟通协商的平台，以党员率先示范带动居民参与，可以推动基层治理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变，有效提升基层治理的效能和水平，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构建政社紧密合作的基层治理有机体系

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依法厘清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权责边界，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深圳市等地积极探索，推动地方立法，通过制定权责清单、优化组织架构等举措，为形成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基层治理有机系统提供了宝贵经验。

北京市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在厘清权责边界方面成效显著。北京市通过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将街道从招商引资等与核心职能不符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让其聚焦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等主责主业。具体落实上，制定街道职责清单，对党建工作、综合执法、民生保障等事项进行详细梳理，明确街道的责任所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北京市清晰界定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的权责关系，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政策执行、资源调配和监督管理，社区居委会则承担居民自治、协商议事、便民服务等职能。例如，在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街道办事处负责统筹协调住房建设、应急管理等部门，落实改造资金和政策，而社区居委会则发挥贴近居民的优势，组织居民协商改造方案，收集意见建议，双方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推动改造工作顺利开展。

上海市在基层治理权责划分上积极创新实践。上海市通过制定区县职能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在社区治理方面的权责清单，将社区治理事项细化分类，明确各主体的责任归属：对于涉及公共服务、城市管理等事项，明确由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实施；对于居民自治事务，要求发挥社区居委会的主体作用。同时，上海市合理确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管辖范围和规模，根据人口数量、地域面积、居民需求等情况，科学调整社区居委会设置，确保其能够有效覆盖服务区域，提高基层治理效率。例如，在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街道办事处负责整合辖区内养老服务资源，引入专业养老机构；社区居委会负责了解居民养老需求，组织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关怀服务，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居民自治的良好局面。

天津市在基层治理权责边界厘清上注重法治保障。天津市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为街道办事处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权责划分提供依据。在制定权责清单过程中，天津市严格遵循法律规定，明确各主体的法定职责和权限，防止权力滥用和责任推诿。同时，天津市建立健全权责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基层治理实际情况，及时对权责清单进行更新和完善。例如，随着数字化治理进程的推进，天津市在权责清单中新增数据管理、网络安全等相关职责，确保基层治理能够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在社区环境整治工作中，天津市的街道办事处依据权责清单开展执法检查，而社区居委会则发动居民参与监督，共同维护社区环境。

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在基层治理权责划分上体现出高效的特征。深圳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的作用，鼓励社会组织、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深圳市运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基层治理信息共享平台，实现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以及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提高协同治理效率。例如，在智慧社区建设中，街道办事处负责平台建设和管理，社区居委会收集居民需求并反馈至平台，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技术和服务支持，各方通过信息共享和协同合作，提升社区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深圳市的实践表明，依法厘清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权责边界，制定科学合理的权责清单，合理确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管辖范围，是构建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的基层治理有机系统的有效路径。这些经验为其他地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有助于推动基层治理从模糊无序向清晰有序转变，实现基层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

三、持续激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实践形式，是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关键所在。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对于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激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各地积极优化基层治理形式，通过完善村（居）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社区监督委员会等自治载体，开展丰富多样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

村（居）民议事会是基层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平台。在浙江省温岭市，“民主恳谈会”作为村（居）民议事会的创新形式，成为基层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重要渠道。基层群众围绕村庄建设、产业发展等议题，与干部面对面交流，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通过民主恳谈，不仅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让基层群众真正成为基层事务的参与者和决策者，激发他们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这种协商民主模式，打破传统的单向决策模式，实现基层群众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态度转变。

村民理事会在基层事务的组织实施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村民理事会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组织村民参与产业发展、环境整治等工作。村民理事会成员由村民推选产生，他们熟悉村情民意，能够有效动员村民参与到各项事务中。在发展村集体经济的过程中，村民理事会成员挨家挨户宣传政策，组织村民以土地、资金等形式入股，共同推动产业发展。通过村民理事会的协调和组织，塘约村实现从贫困村到富裕村的转变，村民在参与过程中也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进一步增强其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

社区监督委员会作为基层自治监督机构，有效保障基层群众自治的规范运行。在四川省成都市的部分社区，社区监督委员会对社区财务收支、项目建设等方面情况进行全程监督，确保社区事务公开透明。社区监督委员会成员由居民代表组成，他们对居民负责，及时反馈居民的意见和建议。例如，在社区环境改造项目中，社区监督委员会对项目的招标、投标、施工过程进行严格监督，防止出现违规行为。通过监督委员会的有效监督，不仅增强了居民对社区治理的信任，也促使居民更加积极地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和监督。

各地基层群众自治实践表明，完善村（居）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社区监督委员会等自治载体，开展基层协商民主，能够有效激发基层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通过这些自治载体，基层群众有了表达意见、参与决策和监督管理的渠道，真正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体。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基层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也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培育专业的基层治理工作队伍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形势下，加强基层治理队伍建设，培育专业的基层治理工作队伍，既是落实中央社会工作会议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的需要，更是夯实基层治理根基的重要举措。

优化选拔任用机制，广纳多元人才。一方面，不断提高基层岗位吸引力，完善准入制度，面向社会公开招录，吸引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投身基层治理。另一方面，选拔政治素质过硬、群众工作经验丰富、善于解决复杂问题的人员进入基层治理队伍。同时，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注重从一线工作者中挖掘培养人才。如，从网格员等专职人员里选拔人才充实基层治理队伍，有效发挥其熟悉基层情况的优势。

强化专业培训体系，提升业务能力。分层分类设计培训课程，针对不同岗位、不同经验水平的基层工作者开展精准培训。理论学习涵盖政策法规、社会治理前沿理论等内容，实践培训通过案例教学、模拟演练、实地调研等形式，在调解矛盾、应急处突、办理诉求、服务群众等场景中提升基层工作者的实操能力。定期开展“社区工作法”典型案例分享会，推动基层工作者互学互鉴。依托党校、高校、职业院校等建立培训基地，运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打破时空限制，扩大培训覆盖面，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培训，丰富培训资源。

完善激励保障机制，激发工作热情。在待遇保障上，参照当地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科学制定薪酬体系，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基层工作者劳有所得。在职业发展上，拓宽晋升渠道，设置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让有能力、有贡献的基层工作者有上升空间。在精神激励层面，定期评选优秀基层工作者，树立榜样，增强他们的职业认同感和荣誉感。切实为基层减负，建立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减少不必要的行政任务，让基层工作者专注于基层治理与服务群众工作。

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凝聚共治合力。鼓励社会组织、企业等参与基层治理。引导社会组织发挥专业优势，在养老助残、心理咨询、文化活动等领域提供精细化服务。企业则可通过捐赠、开展志愿服务、投资项目等方式，助力基层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通过搭建沟通交流平台，促进各方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形成政府、社会、市场共同参与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在协同合作中提升基层治理队伍的协作能力与治理水平，全方位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北京深化接诉即办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KY2024G015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 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N].人民日报，2018-06-15(01).

[2]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01).

[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01).

[4]袁振龙，徐鸿海.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五个关键[J].社会治理，2022，(08)：59-64.

（作者简介：袁振龙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综合治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