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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刘阿姨轻摇折扇，走在通往公园的小径上。每走几步，就有熟人跟她打招呼。每天早上8点，她会在这里和拳友一起打太极，享受晨练时光。与此同时，公园里也不乏推着婴儿车遛弯的老人。刘阿姨选择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拒绝带孙，把退休生活留给自己。

在国人的传统认知中，父母理应帮助子女，照顾孙辈，并形成一种传承。但在当下的中国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老年人更倾向于摆脱照顾孙辈的责任，享受退休生活。他们正在以行动树立一个新标签——“新老人”。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1962—1975年）出生的人，是“新老人”的主体。

这些“新老人”的退休生活忙碌而充实。他们向年轻人学习，积极适应数字化时代。大部分“新老人”表示自己很忙，除了体育锻炼、旅行等线下活动，超过半数受访者表示，自己每天忙于在线交流；还有超过20%的老人忙于上网学习，平均在线时长为每天2小时。他们也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退休后，不用帮子女带孩子吗？”

隔代抚养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义务

刘阿姨生于20世纪50年代，每月退休金上万元，经济相对宽裕。退休后，她的生活丰富多彩：在老年大学上舞蹈课，参与书画协会的展览活动，组织老同学、老同事聚会，与朋友定期结伴旅游等。与此同时，刘阿姨的独生女儿李楠正在陷入“丧偶式育儿”的局面，李楠曾请母亲帮忙照顾孩子。尽管心疼女儿，刘阿姨还是婉拒了：“我年轻时是职业女性，吃了一辈子食堂，连饭也不会做。让我带孩子，比带项目还难。”刘阿姨建议女儿去月子中心坐月子，之后如果要请专业的育儿嫂，她来出钱。

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多样化的退休生活，而不是绕着孙辈转。他们身体尚属健康，拿着退休金，正是有钱又有闲的时候，学习新技能，参与新活动，人生有无限可能。

刘阿姨说：“退休后才是人生新阶段的开始，老年人的自我实现同样有价值，我们没有义务为子女照顾孩子。”卢奶奶的情况和刘阿姨相似，她认为，“老年人带孙应该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义务”。61岁的卢奶奶是一名纺织厂退休工人，居住在广州。退休后，卢奶奶加入一个老年舞蹈队，每天和同伴一起排练，还受邀上过央视，她称自己的退休生活“非常忙碌”。

在子女眼中，卢奶奶生活清闲，身体也不错，帮忙带孙似乎理所当然。但儿子提出请她帮忙照看两岁的孙子时，卢奶奶仔细考虑后拒绝了：“带孙子太累了，我一怕带不动，二怕带不好。人老了应该享受自己的生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老年人不参与隔代抚养，这种情况在广州绝非少数。通常，这类老人并不与子女同住，只有周末家庭聚餐时才有机会见一见孙子、孙女。在帮助子女分担育儿压力时，他们更愿意“出钱”而非“出力”。这一代“新老人”对个体自由和退休生活质量有更高的要求，也会清晰地表达这一诉求，不再愿意牺牲自己的“后半生”。

育儿问题的张力

小麦夫妇都是85后，在上海生活。他们是第一代独生子女，也是“421”家庭结构中的夹心层。

小麦在2024年初生了二胎，夫妻二人的生活更忙碌了，常常为家里无人照顾孩子而发愁：“我们这一代人，看似家里有6个大人，但因为和老人分开住，事实就是，两个孩子只有我一人来照顾。”育儿问题往往成为夫妻争吵的由头，小麦是否应该成为全职妈妈这件事，也被反复提起。如果没有老人帮忙，普通家庭的女性生育二胎后成为全职妈妈，已经成为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最终，为了支持小麦重返职场，小麦的母亲离开家乡，来上海帮她带孩子。小麦的母亲姓张，退休前是一名教师。张老师对老人不帮忙带孩子的原因也有清醒的认识：“婆媳关系大都存在问题，隔代教育的差异和矛盾是很难避免的。婆婆照顾孩子往往吃力不讨好，现在许多老人都不愿意做。”

社交媒体上，关于“老人带娃”和“老人不带娃”的讨论，两种观点势均力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育儿经。在一线城市，职场压力大，保育系统不完善，房价和育儿成本高昂，年轻人不得不寻求老人的帮助，以减轻经济压力。如今，老人们从以往的“无限连带责任”转变为结合实际情况的“有限度的帮忙”，从理所当然的奉献到有商有量的配合，是一种进步。“如果这时候老人说‘谁的孩子谁带’，我会非常沮丧。”小麦说。孩子出生后的头几年，对小家庭来说是个挑战。年轻人要适应自身角色的转变，更要面对因无法表达需求而哭闹的婴儿，这种慌乱，有孩子的人才能深刻体察。

老年人是年轻家庭的第二个“妻子”

因为担心老人不愿帮忙，越来越多年轻人将“是否有老人帮忙带娃”作为生育决策的重要考量。许多人因为难以承担育儿的重担，选择不生孩子或只生一个孩子。面对生育率的下降，“应充分利用老年人口和女性人口的红利”，有专家如此建议。

然而，“新老人”并不愿意成为“红利”，固然有人愿意为儿女分忧，但也有人渴望拥有自己的生活和空间，过上丰富的退休生活。年轻人和老人的难处，都应该被看见、被理解。老人不愿意在卸下社会角色后，重新被嵌入一套忙碌的系统；年轻人则需要老人帮忙照顾孩子、分担家务，减轻家庭的整体经济压力。

复旦大学教授沈奕斐在《谁在你家：中国“个体家庭”的选择》一书中指出：中国一直有隔代养育的传统，祖辈承担了年轻家庭中第二个“妻子”的责任。在城市双职工家庭中，祖父母几乎承担了所有家务，配合儿子、儿媳及孙辈的生活工作安排，隐藏自己的喜好，压抑自己的需求，扮演着完美“妻子”的角色。

沈奕斐认为，当代年轻女性在家庭中获得的权利和地位并非来自男性，而是来自上一代老人的让渡。她们从繁重的育儿和家务劳动中解脱，是因为家庭中的老年女性承受了这一切，但后者的牺牲、困境，鲜少被提及和重视。

南京大学社会学学者许琪指出，要想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国家与社会需要分担一部分生育压力，如提供能保障3岁以下幼儿安全的育儿托儿服务，出台分担由于女性职工生育造成的企业成本升高的措施等。这将有利于缓解家庭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困境，也有利于提升生育意愿。

“新老人”选择不带孩子是个人权利得到重视的体现，也是社会进步和个体自我实现需求的反映。社会应提供更多支持，满足年轻人的育儿需求和期望，帮助老人追求自我价值。张老师说：“等到孙子上小学，我就把抚育孩子的责任还给他们（子女），他们则把自由生活的权利还给我们。老年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父母辛苦大半辈子了，应该有闲适自在的晚年生活，不必再为儿孙操心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