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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5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在孙中山革命事业遇到挫折之时伸出援助之手,毅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的高涨。本刊谨以此文献给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视共产党人为改组国民党的新鲜血液，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在其成立之初便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纯洁性，要求各级组织和党员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但中共成立之初，因力量弱小且处于秘密状态之中，党内仅有50余人，一年后召开中共二大时也仅有190余人，故必须联合一切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政党。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虽屡遭挫折，但始终没有放弃革命的旗帜，故成为共产党联合的对象。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鉴于国民党的广泛影响力和共产党力量弱小的客观现实，提出了联合孙中山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设想。马林在拜见孙中山时建议改组国民党并接纳新生力量，以便组成联合革命阵线。但孙中山不赞同两党平等合作的想法，随后，马林建议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建立联合革命阵线。

1922年8月底，马林与中共领导人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因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决议的纪律要求，故陈独秀等人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提议，会议决议：“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

中共中央同意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既是为了遵行共产国际关于采取“党内联合”的指示，也是为了迁就孙中山关于实行党内合作的要求。

陈炯明叛变后，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正在经历思想上的剧烈阵痛。他深切地认识到，不能单纯依靠武力，而要依靠党的力量来推进革命事业。但当时国民党存在着严重缺陷，难以担当重任，用他的话说就是：“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孙中山在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接触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认定年轻的共产党是可以使国民党重新振作的新鲜血液。孙中山虽然对年轻的共产党予以称赞，但并不同意与共产党进行平等联合，而是主张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两党合作。

1922年9月初，经张继介绍和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领袖首先加入了国民党。共产党人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予以巨大帮助：陈独秀参与了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还接受孙中山委任的负有“辅助总理”责任的参议之职；李大钊始终参与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研究改组计划，草拟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深得孙中山信赖。

经过三个月的反复讨论修改，1923年1月，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明确提出：国民党是以谋求实现民族平等、民权平等和民生平等的三民主义为目标的革命政党。这是中国国民党自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以来第一次公开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标志着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思想发生了明显转变。

共产党人严厉批评孙中山依靠军阀的幻想，孙中山扬言要把陈独秀开除出党

1923年初，孙中山回到广州设立大本营，重新埋头于军政事务之中，以致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逐渐停顿下来。1月26日，孙中山发表《和平统一宣言》指出，“为救国危亡计，拟以和平之方法，图统一之效果，期与四派（即直系、奉系、皖系和西南诸省武力集团）相周旋，以调节其利害”，强调“和平之要，首在裁兵”。

《和平统一宣言》反映了孙中山对军阀仍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故立即受到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人的严厉批评。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怎么打倒军阀》，主张国共两党必须对民主革命的对象——封建军阀采取一致的政策。

6月25日，陈独秀与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新当选的中共三大中央执行委员联名致函孙中山。他们诚恳地向孙中山建议：“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结束广州的战事，这样我们才能在国家政局危急之时去胜任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不能囿于一方的工作而忽略全国的工作。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他们还建议孙中山建立一支国民革命的军队，“这是居于首位的重要任务，唯有您可为之，因为您是四年前护法运动的领导者”。

该信言辞诚恳而又热切，充满了对孙中山的崇敬，但孙中山并未采纳共产党人的意见。很显然，孙中山仍然要走与张作霖等军阀结盟的老路，引起了共产党人的不满和公开批评。

7月11日，陈独秀在报纸上公开批评国民党“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更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

接着，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从正面阐述中共的政治见解：“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只有国民会议才能代表国民，才能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公开批评是非常正确的，也是相当严厉的。1923年7月18日，孙中山在与马林等人进行谈话时，突然用英语愤愤地说：“像陈独秀那样在报纸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

这是孙中山和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一次直接冲突，表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后，并没有放弃对孙中山的批评和忠告，而是以批评的方式推进孙中山的进步和国民党改组。

孙中山加快改组国民党，中共以牺牲自身的组织发展为代价，致力于发展国民党组织

实际上，此时的国民党存在着诸多缺点，急需进行改组。在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新任代表鲍罗廷的积极推动下，孙中山终于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

1923年10月19日，孙中山在广州致电国民党上海事务所，嘱“密电北京李大钊即来沪会商”。10月25日，孙中山指定包括谭平山、李大钊在内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着手进行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和建立各地区党部的工作。李大钊随即从北京到上海，随后赴广州与孙中山具体研究有关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事宜，并督促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李大钊被推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共产党人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作了报告。大会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实现了对国民党的改组。

孙中山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予以充分信任和高度重视。中共及青年团总人数虽然仅占国民党在册党员人数的2%，但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却占全体代表的10%。

共产党人没有辜负孙中山的信任和重用。国共合作初期的共产党人，积极支持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不仅从全国各地选派优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踊跃报考军校，而且派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人担任军校教官，培养了大批优秀军事政治人才；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人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农运骨干，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开展；共产党人支持孙中山收回广州“关余”，平定商团事变，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发起国民会议运动，支持孙中山北上，推动了国民革命的高涨。

不仅如此，国民党各级部门内的共产党人将主要力量放在发展国民党各级组织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组织的发展却陷于停滞，中共以牺牲自身的组织发展为代价，促进国民党组织的迅猛发展。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雄辩地证明：“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

孙中山与陈独秀、李大钊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思想和勇气

孙中山对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的变化是欣慰的，对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各级部门中勤奋工作的表现和成绩是满意的，因而他更加坚信引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决策是正确的。他斥责那些反对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右派说：“尔等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彼等破坏纪律，吾自有办法，与尔等何干？”

孙中山晚年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盟友关系，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宋庆龄曾写道：“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在同共产党进行合作以后，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一回到华北以后，就担负了国共两党在那个地区的领导任务。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