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文摘》、七一客户端报道】一百多年前,他为罗素访华做翻译
伯特兰·罗素是20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英国哲学家、思想家。1920年秋,罗素应梁启超、张东荪邀请,来中国进行学术巡回演讲,这成为五四时期影响中国知识界的一件大事。
为迎接这位重量级大师来华巡讲,邀请方为他物色了一位堪称不二之选的翻译,他就是当时正在清华任教、不满30岁的赵元任。赵元任也是当年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并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中最年轻的一位。
赵元任南下迎罗素
1920年10月12日,赵元任到达上海。
翌日上午,黄浦江上薄雾蒙蒙,江面上不时有帆船穿行,赵元任一眼就看到了停泊在码头上罗素乘坐的那艘“波诌”号轮。上海是罗素在中国巡回演讲的第一站。赵元任后来在日记中写道:“罗素极像我从照片及描述中所想的模样,惟看起来比我想象的更强壮、更高、仪态更优雅。由于我们在哈佛有共同朋友,所以我易于结识他。”请赵元任担任罗素的随行翻译,梁启超他们是考虑了各种因素后才确定的,原因之一即如后来成为赵元任妻子的杨步伟所说:“因为元任的博士论文是数学的哲学,正对他的题目。”要胜任罗素的翻译,首先必须兼通数学和现代物理。
赵元任是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的留学生,与同期考上的胡适等人一起赴美求学,那年他18岁。赵元任后来回忆道:“我在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年毕业,然后在研究院读一年,后转入哈佛大学,于1918年修毕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康奈尔大学召他回校担任物理讲师。在此期间,赵元任对罗素的思想已有了解。赵元任在日记中提到,罗素的《哲学论文集》“极符合我的想法”。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赵元任的语言天赋,他除了懂多国语言外,还掌握中国多地方言。
在罗素到达上海的第一天和第二天,邀请方在上海市区和吴淞,分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欢迎会都是先由邀请方致欢迎词,然后罗素致答词,接着是他女友勃拉克讲话。这些欢迎词,以及罗素和勃拉克的答词,都是他们每讲完一段,赵元任便翻译一次。赵元任后来回忆说:“我发觉客气话极难翻,不过以后(为罗素)翻译学术演讲就比较容易,尤以事前我能看到演讲大纲的时候为然。”当时罗素在华拟有五大演讲内容,涉及哲学、物理、数学、逻辑学、社会学等,范围很广,而赵元任的学术背景基本能涵盖这些领域。
到什么地方用什么方言
罗素在上海短暂停留后,赵元任即随其经杭州、南京、长沙,北上去北京,这一路上自然有许多故事。赵元任说:“我利用这种机会演习我的方言。”比如到杭州后,他就用杭州方言翻译罗素和勃拉克的讲话,并说“杭州方言实际上是一种吴语,因曾为南宋首都,故带官话语汇”。有的地方方言,赵元任更是现学现用。比如去长沙途中,同船的有曾游学英国7年的湖南人杨端六,赵元任就向他学习湖南方言。1920年10月26日晚,赵元任在长沙为罗素演讲担任翻译。演讲结束后,突然有一个学生走到赵元任面前,好奇地问他是哪里人。赵元任说:“当时,我学湖南话还不到一个星期,他以为我是湖南人。”
很快,罗素在北京大学开始了他在北京的第一场演讲,那天前来听讲的约有1500人。从台上望下去,人头攒动,他们多是慕名而来。赵元任在日记中写道:“我照着己意大加引申说明……以译员的身份讲,比主讲人讲,更有乐趣,因为译员讲后才引起听众反应。”如果赵元任对罗素的研究领域了解不够,或者他自身知识储备不足,显然不可能在为罗素翻译中体验到他所说的“乐趣”。
赵元任在日记中还提到,罗素在演讲中讲到的哲学“老问题”,比如:什么是物质?不足挂齿!什么是心意?无关重要!赵元任说:“我翻译起来颇觉困难,只能说那是一种英文文字把戏。”在他看来,“需要大加思考以证明没有思考”这句话反倒容易翻译。
有一次勃拉克小姐在北京演讲,也是由赵元任担任翻译。勃拉克在演讲中提到了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赵元任说:“中文的‘婚’字,男子是‘娶’,女子是‘嫁’,我给翻拧了,成了‘男不嫁、女不娶’。听众当然大笑,勃拉克莫名其妙,我只得小声对她说,‘现在没时间解释,以后再告诉你’。”
他指出了一百年前中国存在的问题
罗素访华期间,除了巡讲,当然也少不了游历和考察。作为访华游历和考察的成果,罗素离开中国一年后,写出了《中国问题》一书,这也是罗素唯一一本关于中国的论著。书中记载了他在中国游历和考察时的点点滴滴:“我记得有一个热天,我们一行人出游,坐轿登山。山道崎岖难行,轿夫十分辛苦。到了旅行的最高峰,我们休息十分钟,让轿夫也可休息一会儿。他们于是就坐成一排,取出烟管,互相取笑,仿佛世间万事都已了无牵挂。如果在任何一个工于心计的国家,他们肯定会乘机抱怨酷暑难当,以求增加小费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罗素在谈到中国人的性格时写道:“中国人的实力在于四万万人口,在于民族习惯的坚韧不拔,在于强大的消极抵制力,以及无可比拟的民族凝聚力……”罗素还观察到,“接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意识到,必须使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却又不照搬我们的全部,这也正是最大的希望之所在”。
不过,一百年前中国所存在的问题,也没能躲过罗素探究的目光。他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在我离开中国之际,有一位著名的作家请我指出中国人主要的弱点,我推辞不过,说了三点。他听了之后,不但不生气,还认为评判恰当,进而探讨补救的方法。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正直的一例,正直是中国(人)的最大优点。”
我们不能说罗素一百年前在中国的见闻、评论及所提建议都正确,但他的访华让刚经历过五四洗礼的中国学界开阔了视野、增进了对西方世界及思潮的了解。而作为罗素访华期间的随行翻译,在传播罗素思想、加深罗素乃至当时整个西方对古老中华文明的了解上,赵元任功不可没。
责任编辑:周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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