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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那天回老家，中午在幺爸家吃饭时，看见堂屋中间有一个火笼，我居住在农村时，家里也有一个类似的火笼。

童年的冬天，只要农历小雪一过，家里的火笼从早到晚都没熄过火。冬天的田野比较荒凉，路边的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遇到降温，雪就会夹着呼呼的北风飘落下来，比现在冷多了。每天早晨，妈妈起床后，便去灶房忙着做早饭。吃饭时，一家几口人围坐在火笼四周，边吃饭边取暖，在笑声中打发漫长的冬季。

火垅屋十分狭窄，里面挤着灶台、水缸、案板这类厨房用品。在火笼的上方，是熏腊肉的木架子，过年的猪肉、香肠等全部挂在上面，通过烟熏把它们做成腊制品。烤火用的柴禾则码在火垅屋的一边。如果家里来客人烤火，五六个人围坐在一起，转身都很困难。

每天早上，母亲起床后，便用松毛叶引燃火笼的火，再拿一两个树兜子放进火笼里烧，一家人围着火笼舒舒服服地取暖。等火笼里的灰滚烫时，母亲便从地窖里拿出几个红薯，塞进灰烬里。用不了多长时间，香喷喷的烤红薯便成了全家人争着吃的美食。

我十二岁那年，为了改善家里的居住环境，父亲考虑重新修房。在修房期间，父亲总是一个人上山拉木头、拉椽子……母亲在家带我和弟弟妹妹，守着属于我们温暖的家。不到两年时间，家里修起了长三间、一楼一底的大瓦房。房子比以前高大、敞亮、宽阔了，地面也由凹凸不平的三合土变为光滑平整的水泥地板，父亲依旧把火笼安置在最初的位置，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放了一口直径约一米的铁锅。

每到冬天，母亲便在火垅屋的拱木上悬一根铁拉杆，下面是可以升降的铁钩子，钩子上挂着一把被烟熏得黑黢黢的水壶。当水壶的壶嘴里喷出的白色水蒸气在火垅屋里氤氲开来，水壶就开始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若是没有人理它，壶嘴里的水汽就会冲溅出一些水来，淋到柴火上，再洒到灰堆里，发出噗噗的声响，升起一团热气，扑起一股白灰。每到这时，母亲总是麻利地从屋外赶来，手一边在围裙上擦拭，一边把水壶往上升一截，避免里面的水流出来。

秋季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要去山林捡从松树上掉落的枯树枝和松果子。如果发现有树蔸子，我便用锄头和斧头挖出来，背回来堆放在房檐下，用作烤火的柴。有时，我也用背篓装满枯树叶，倒进猪圈里，让长着肥膘的年猪享受最后的暖和。

在火笼边，最惬意的是烤树疙瘩火。家乡的笔架山上，树疙瘩到处都是。那些大树的树根，经过大锯砍，长镐挖，柴斧劈后，再被连掀带滚搬到家里来。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我都会背着背篓，在树林里寻找已经干枯的树疙瘩。一旦发现，便用背篓里的斧头劈下背回家。

那个年代，屋外冷得滴水成冰，寒风从墙缝、瓦缝、窗缝、门缝倒灌进屋，火笼里的疙瘩火“噗哒噗哒”燃得正旺，吊锅里的肉“咕嘟咕嘟”焖得正香，此时约上三五个亲朋好友，几双竹筷穿来插去，几杯酒沾唇入喉，一根烟星火扑闪，悠然地吃，悠然地喝，悠然地敞开话匣子：你砍我家几根粗柴，我家犍子去年糟蹋你地几十根苞谷……这些事情，最终都在火笼里烟消云散。

火垅屋曾给我留下过一段难忘的记忆。有一次，我逃学被父亲发现，晚上在火笼前，父亲声色俱厉地给我一阵痛打，然后让我跪在火笼坎上，母亲劝说无效，要不是大伯来我家看见，不知道我还要跪多久。

听母亲说，有一年冬天，我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她在堂屋里推磨。突然，她听见我的哭喊声，连忙飞奔到火垅屋里，看见我正趴在火笼的火堆里哇哇大哭，她当时慌了，把我抱起来一看，我满脸黢黑，头发已经被火烧了一大半。当时母亲就想：这娃子以后肯定脸上留疤，找不到媳妇了。好在新年后求得一土方，把黄姜烧熟后去皮捣烂，与菜油调配，敷烧伤处裹紧，忌风忌水。大约半月后，我的脸恢复如初，至今没留下任何痕迹。

冬天，是农村最清闲的季节，火笼把忙碌了一年的乡亲聚拢在一起。有的人自家的火笼不坐，喜欢到热闹的人家蹭火烤。大家有说有笑地烤着火，在火苗的映衬下，满满的惬意都写在了他们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