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网

中国科学院高能所地下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1988年10月首次实现正负电子对撞）是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推动建成的。凭借这一“国之重器”，中国成功跃上世界科技前沿大舞台。鲜为人知的是，对撞机工程有一个日后与普通人日常息息相关的“副产品”——促成了中国第一条64K互联网专线的开通。

把数据拷进磁带背来背去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一开始运行，就吸引了世界高能物理学界的目光。
1990年底，“高能物理所与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合作备忘录”正式签署，北京谱仪（BES，对撞机的大型探测系统）由此成为第一个由我国主导的国际合作组实验。在高能所的小院里，出现越来越多的外国面孔，美国研究人员经常在两国间飞来飞去，没有互联网，只能把数据拷进磁带背来背去。
“我们用最小最轻的磁带，每次还得装一大皮包，一过海关就被查，外国人讲不清楚，赶紧打电话给我，中国科学院就得派人过去，给海关解释，这是高能所的实验数据……”
今天，我们早已习惯了互联网的存在，曾在SLAC实习、1988年进入高能所的许榕生讲述的这些往事仿佛笑话。可当年的美国人着实发了一堆牢骚，有人提出：“为什么不搞个网络？直接传数据就完了！”
BES合作组首任负责人沃特·托基曾和许榕生聊过在中国建一条高速网络的话题，他的担心有两点，一是中国的技术条件发展得如何，二是中国政策允许不允许。当时，高能所只有两条大号电话线进行对外联络。所谓的“大号电话线”，每条速率只有4.8K。“发个邮件还凑合，传一篇文章就够呛。”许榕生说，“那时的网络线路就像传真机，并非24小时通畅，要用时必须先呼叫，对方应答了才能传邮件，并且费用昂贵。”
托基设想的高速网络不一样，这是一条从北京高能所直达SLAC的互联网专线，速率达到64K，一旦接通，中美两国科学家24小时随时可用。
1991年春天，互联网专线建设终于提上日程。熟悉计算机网络的许榕生，从实验物理中心被调到高能所计算中心，扛起了开通互联网的重担。

“有问题，找李政委”

许榕生到北京电报大楼询问：能不能提供接入互联网的服务？大厅工作人员一脸茫然。许榕生只好换了个问法：“能不能申请一条64K的专线？”这次工作人员“听懂”了，反问为什么要用专线？你们多弄几条大号电话线不就可以了吗？许榕生回答，电话线不行，我们需要24小时传输数据。
经过打听，许榕生得知已有8家租赁64K专线的用户，都是跨国公司。这些公司租赁专线，用来打电话、发传真。然而，当工作人员得知高能所在四环外，立刻摇头：“把表先填了吧，等专线可以用了你们再交钱。”
这一等就没了动静，从1991年秋天到1992年春天，申请专线的事毫无进展。许榕生仔细打听才知道，北京市当年的光纤网只铺到四环以内，以电报大楼为中心，四环内分布着50多个电话局。先前的8家用户都在城里，离光纤很近，而高能所的位置距离最近的电话局821局还有5000米，嫁接铜线太远了，64K的速率难以保证。
合作的美国工程师想得简单，沿着地铁一号线拉一条光纤不就行了吗？殊不知，申请铺一条光纤，要国家部门批准才行，还涉及通信复杂性等问题，费用无疑也是天价。
关键时刻，所长郑志鹏提醒许榕生：“有问题，找李政委。”李政委，就是李政道先生。
许榕生写了张纸条，把专线的基本问题以及需要的帮助描述清楚，交给了郑志鹏。
1992年5月，趁着李政道陪同恩师吴大猷回祖国大陆访问高能所的机会，郑志鹏把许榕生写的纸条交给了李政道。
“事情办得很快，李先生用了什么锦囊妙计我不清楚，但李先生离开不久，北京电信局就派一支技术队伍带着测试设备来到了高能所。”许榕生说。

“最后5000米”的难题

北京电信局确定的最终方案是，用一对电话线从821局连到高能所，电话线两端用64K的基带调制解调器(俗称“猫”)相连。谁知，施工完毕，信号却在离高能所1000米的地方消失了。为解决具体的技术细节，北京电信局只好到邮电部搬救兵，邮电科学院的传输研究所为此成立了一个科研小组专门研究。
信号终于接通了，但全程数据损失严重。从高能所发一组数据包，传到美国再转回来，只能接收到其中的一小部分。
电信局派人天天到高能所打开调试设备，测试信号。一天又一天，信号测试器接收到的数据越来越多，从20%到30%，从40%到50%……技术人员反复调试，直到1993年3月2日，这条线路终于畅通了！
然而，好事多磨，高能所还没来得及庆祝，网络突然又断掉了。许榕生用信号发射器测试，专线没问题，他当即判断：“这次不是我们线路的原因，是美国那边断线了！”
原来专线接通的第二天，美国政府就关掉了通往中国的网络线路。理由很简单，美国国防部和商务部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进入互联网？
美国科学家不管这些，他们告诉美国政府：这是一个科学实验的合作项目，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拿了这么多实验数据，没有互联网，我们做不了科研。
一个星期后，美国政府终于同意了科学家的申诉，网络恢复了。

“一次影响深远的信息爆炸”

第一条互联网专线这个“大课题”，全部花费只有每个月4000美元的专线租赁费用，中美双方各承担一半。可是，即便每月2000美元，依然不是个小数目。困难之际，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综合计划局副局长的郭师曾伸出了援手。
郭师曾对互联网认识独到，她请许榕生到自然科学基金委介绍互联网情况，当场拍板拨给高能所30万元经费，请高能所为自然基金委的1000多名基金项目负责人开通拨号终端服务，并适当地补贴了高能所专线的开销。
在中国1994年全面接入互联网前，第一批上网冲浪的中国人是1000多名“40后”的院士、教授、研究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年轻人也在高能所见识了神奇的互联网。
1993年夏天，一名湖北青年被朋友带到高能所实验室。屏幕上，一行一行的电脑操作命令不停地跳跃着。“我第一次连接上了互联网。这实在是一种神奇的体验，整个世界就像在我眼前。”许多年后，已经成为小米科技创始人的雷军向公众分享创业思考，“我立刻就迷恋上了这种体验……”
1994年，西安交大的毕业生方兴东被分配到北京，围观了一个朋友在高能所收发邮件。第一次“触网”，方兴东立刻被无形的网牢牢吸引住，从此投入这个新兴产业，“为互联网摇旗呐喊”，成为了中国“博客之父”。
许榕生对那段历史的洞察力相当敏锐：“1993年高能所引爆了一颗威力巨大的‘试验炸弹’，它不是核炸弹，而是一次影响深远的信息爆炸。”
1994年4月20日，中国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接入全球互联网，从此开启了中国互联网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