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网

重阳节黄昏时分，百鸟飞行在归巢的路上。

吃过晚饭，儿孙绕膝的杨大爷早早地候在龙驹电影院门口，为的是等待今晚电影的开场放映。

杨大爷早已是龙驹场上的“电影迷”，如同他吧嗒吧嗒的旱烟袋，总是美滋滋地吧嗒吧嗒地看着电影。

龙驹电影院的放映员还是那个“荣华”，他在龙驹场电影院放第一场电影，如今年近八旬的杨大爷便与他相识了。因为痴迷电影，他和他成了“忘年交”。

杨大爷见证了他41年放映电影的执着与痴情，一直称呼他“荣华”。

两山夹一沟，位于七曜山区的龙驹，崎岖难行。

每当进村放一场电影，“望得见屋，走得人哭”绝非虚构。

上世纪80年代，大山村的交通极其落后，说起当电影放映员，很多人认为是一件苦差事，许多年轻人也会皱眉头。

杨大爷口里的“荣华”，就是土生土长在七曜山的邵荣华。

1983年，高中毕业的邵荣华，放弃经商的好时机，毅然选择月补贴只有25元的乡村电影放映员。

秋风暖拂着大地，师从长他二十多岁的老放映员滕如衡，自此与电影放映结下情缘。

放映的第一场电影，至今胶印在他流逝的年轮里，影片是《白毛女》，放映场地是原文明乡政府门前的露天院坝。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场面，令他兴奋不已，那是当时电影的吸引力所在，那是电影放映员想要的效果。他说，如果一场电影没几个人看，那叫冷场，电影放映员会凉心。

在这条路上一走，就度过了41个春秋。

扛着发电机、放映机、影片、幕布等机器设备负重前行，从头到脚都是滚落的汗水，被汗水浸泡压得红肿的肩膀、背部以及被山路磨起血泡的脚板，到底有多大的酸痛，只有他才知道个中滋味。

那些年，贫困山区难以找到有电视的人家，数字手机还在梦中。看电影就成了这些地方的人劳作之余高雅的娱乐消遣。本村抑或周边村要放电影，哪管跋山涉水的艰辛，山路再难，也要在黑灯瞎火的夜晚打着火把追过去。

每当爬到露天电影场，密匝匝、黑压压的人群就会因为赴约一场电影而欢声不断，笑语绵绵。更有叽叽喳喳的小孩一个劲儿地围在他和师傅身边，好奇地问这问那，问幕布上那么多的人怎么上去的，问他们能不能爬到幕布上去演一回电影。这些场景让他感到欣慰与满足，投入到电影放映中，他的肩痛腰酸腿抽筋，似乎瞬间就烟消云散。

咬牙坚持着，再坚持着。

越是坚持，他的肩膀，他的背部，他的脚板，打磨得越发地厚重、硬朗。

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上下一两千米的高山也如履平地。

又过三年，按照政策规定，他与龙驹镇政府签订协议，承包了电影院和龙驹所辖村子的电影放映。

就在这一年，师傅滕如衡已到花甲之年，也就回家颐养天年了，他单独继续奔波在电影放映的路上。尽管一场电影收费较低，还要另付片租，他也十分高兴又快乐，因为爱上了他的这份事业。

满脑子都是电影设备，最怕电影设备突然出故障，出了故障，上千观众想看的电影也就泡了汤。他不忍心这么多人的快乐流失在寂寞的黑夜间，一天至少要检查三次机器设备，确实没丁点儿问题，心才踏实下来。

七曜山夏日的天气如同小孩的脸，说变就变。

出发时还是阳光朗照，可途中就乌云翻滚，一场大雨或大雪从天而降。

在暴雨如注或大雪漫天的山路上攀行，那是在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与极端天气抗争着，不知抗争了多少回，不知吃了多少回只有他知道的苦头。

他只记得有一年三伏天的那个下午，他驮着电影设备一路向上攀行，要去海拔1200米、距离龙驹乡场十公里开外的梧桐村5社放映电影。快要到达云雾深处的放映场，山野的天空似乎被撕开一个口子，一场大雨毕毕剥剥地倾盆而下，撑着的雨伞被山风吹得上下左右晃动，视线顿时迷蒙一片，脚下突然一滑，滑落到一米多高石坎下的草丛间。顾不上大腿被荆棘划破，忍受着伤口流血的疼痛，顶着豆大的雨点，挪动到附近山脚的岩隙下，起身放下笨重的电影设备，再打开背包，取出胶纸，覆盖在上面，像爱护自己的孩子小心翼翼地呵护着。

不到半个小时，雨停了，落山的太阳把余晖洒向山野，山顶的天空升起美丽的彩虹。通知早已发出去，电影放映不能因为自己的腿伤而失约搁浅，他驮着近百斤重的电影设备，急速地迈动脚步，奔向放映场。

“看电影啦，看电影啦！”

有些失望的孩子们，突然欢呼雀跃起来。可他们哪里想到，他们的荣华叔尽管身上带了“彩”，也要风雨无阻地让他们看上这场心仪的电影。

师傅离开以后，穿梭在高山峡谷之间，好长一段时间路上没一个说话的人，他就对着大山吼唱山歌，学着说山上的鸟语，有时歇下来欣赏一阵山兽的寻欢作乐，快乐着他脚下的路，快乐在他的电影放映的岁月里。

一个人长年累月负荷跋涉在荒山野地，小他一岁的妻子玉梅尤其担心他的身体招架不住，不时把孩子托付给父母，陪同丈夫奔波在大山里，他又有了说话的知心人，有了知心的得力助手，大山中流传起“夫妻放映员”的佳话。

电影行业攀上高峰期间，每当置身于露天院坝如潮的人流里，愉悦的情感就在他全身涌动。

到了20世纪90年代，就连七曜山区，电视机也涌入千家万户，曾经时尚的电影被冷落一旁了。进入新世纪，数字手机飞入平常人家，更是因网络电影或微视频、抖音、快手等“快餐”文化，让曾经被追捧的电影跌落到低谷。他心酸过，心酸的是，露天院坝人头攒动、沸沸扬扬的场景再也很少见到；难受过，难受的是，钟爱的事业因为电影行业的萧条而失业。如果哪天不再放电影了，他会心酸得觉睡不好，难受得饭吃不香。

2006年，党的惠民春风暖拂着乡村大地，放映一场电影，国家有了补偿，无须掏钱就能看上电影。他依然巡回在龙驹的山山岭岭，奔忙在龙驹场电影院、龙驹辖区中小学和所有村、社区，年放映电影不下数百场次。

当初的龙驹电影院灰头土脸，土坯房，三合土地面，单木椅，黯淡的灯光。几经改造，房屋格调、屋内灯光、新式靠椅等设施变了大样，看电影的人也越来越多了，电影院几乎场场座无虚席。

曾经沉重的脸上再次舒展出笑容，他为电影业的再度升温而再度兴奋快乐。

即使年逾花甲，他依然满是激情，在龙驹和万州城区跑进跑出，及时更放影片，满足观众口味。

电影业的兴旺、消退、回暖，杨大爷是一本全书。看电影成了他的精神享受，他的精神世界也因迷上电影越发地无忧无虑，时常和老伴像年轻人那样，在电影院来一番晚恋情调。偶尔，老夫老妻拌了几句嘴，过一会儿，他也要拉着老伴走进电影院，一场电影看下来，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对老年情侣越发地恩恩爱爱。

脱贫攻坚决战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大山村的交通变得四通八达，进出村子的路越来越短，龙驹场到龙驹最边远的乡村，最多不超过半小时。他感叹在经济社会的腾飞里，感叹在数字时代科技的磅礴力量里。有了轻巧灵便的袖珍放映仪器，电影放映员再也不是让人另眼相看的重活苦活了。

趁身体还康健，再放映几年电影后，邵荣华也想像杨大爷一样，携着老伴，流连于电影院，尽享少年夫妻老来伴的情调，在电影里挥霍夕阳无限好的愉悦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