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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陈望道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周晔 发布时间:2022-06-13 08:37:20 字体:

1920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助力和领导下,由陈望道翻译的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出版。《宣言》的问世,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这本著作也被人们誉为“红色中华第一书”。周恩来一生坚守信仰、理想坚定,留下了许多与《共产党宣言》及陈望道的佳话。

一生信仰终身学习

周恩来是我们党较早接触、学习并运用《共产党宣言》的领导人之一。1921年10月,周恩来撰写长篇通讯向国内揭露勤工俭学生遭迫害的境况,文中就强调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的末句句意: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1926年,周恩来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中,提出我党应及时公布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再次引用了《宣言》中的内容:“马克思说,‘共产党最鄙薄隐蔽自己的主义和政见’,所以我们除宣传主义外,还时时有将政见宣布的必要。”

从长征到抗战,周恩来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总是装着《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只要一有空,他就拿出来学习,并用来指导当时具体的革命实践。1936年,周恩来在延安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在赴法国之前,我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至今,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还展陈着1943年12月周恩来在延安时期读过的其签名版《宣言》。

1946年9月,周恩来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说,五四运动后的一个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1949年7月,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上,周恩来当着代表们的面,握着陈望道的手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每次开会见到陈望道,总要问及《宣言》。陈望道回忆:有一次,周总理亲切地问我:《共产党宣言》你是参考哪一国的版本翻译的?我回答说:日文和英文,主要是英文,周总理就用英文和我交谈,对《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作了一些分析,和我商讨翻译上的一些问题,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一份友谊肝胆相照

正因为深受《宣言》的影响,周恩来对它的首译者陈望道也格外关心关爱。

抗日战争期间,西迁至重庆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享有“夏坝的延安”美誉,团结了一大批民主人士,陈望道便是他们的代表。当时正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领导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十分关心复旦大学的统战工作。他不仅指示南方局青年组在复旦设立“据点”领导学校的对敌斗争,还常常记挂复旦的进步教授。1940年9月23日,是陈望道终生难忘的日子。“记得有一次,周总理想亲自来校看望我们,但他考虑到当时的重庆到处是白色恐怖,特务、密探横行,担心来看望我们后,国民党找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麻烦,甚至大打出手,故特地托人捎信来问:我想来看看你们是否方便?”陈望道等在碚的学者们知道周恩来要亲临学校看望大家,高兴极了,深为周恩来这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关心专家们人身安全的做法而感动,心里更加迫切地希望亲眼见见周恩来。“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回答:请转告周先生,我们欢迎他公开来。”陈望道回忆。

周恩来得到回讯之后仍考虑到当时环境的险恶,就特意把会见的地点安排在复旦大学附近的北温泉数帆楼。当天他和邓颖超与陈望道等专家学者们共进了午餐,同大家讨论了时事,表明了我们党的主张。过了很多年后,陈望道仍撰文评价道:周总理亲临北温泉看望我们,充分体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无比关心,“消息传出后,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72年2月底,一次陈望道作为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海内外著名学者应邀在虹桥机场出席外宾迎送仪式。那天虽春寒料峭,81岁高龄的陈望道还是早早来到机场,站立在迎宾的队伍中等候。此时,同样早已来到机场的周恩来一眼就看到了陈望道,便疾步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询问其身体状况,嘱咐他多多保重。随后,周恩来对身旁外事组的干部说:“望道同志年纪大了,到机场路远,很累,以后不要通知他到机场迎送外宾,只需请他直接到宾馆参加会见就可以了。”

一世惦念临终关怀

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首印本由于年代久远、岁月动荡,加之当时仅印刷1000册,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见踪影,周恩来一直十分牵挂。1975年1月,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罹患重症、坚持到会的周恩来还急切地询问陈望道是否已找到首印本,并殷切地说:当年长征的时候我就把《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真想再看一遍”。陈望道看着周总理期待的目光,摇了摇头。周恩来遗憾地表示,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就在这一年的秋天,陈望道译的首个中文全本《共产党宣言》在山东省广饶县被找到了,而此时,周恩来已经走上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再也无法翻阅这本促使他树立一生信仰的书了。

如今在复旦大学《宣言》展示馆二楼陈望道曾经用过的书桌上,还能看到一张邓颖超给陈望道的回函,这封便笺上写道:“陈望道同志:你的信笺和著作,早已收到,谢谢你,并希谅迟复。你住华东医院,是否身体违和?请希保重,祝你早日痊愈!专复致以革命的敬礼!邓颖超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原来,1975年3月陈望道赴京参加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得知周恩来病重住院、不能参会,即请邓颖超同志转达问候,回沪后又致信周恩来询问病情,随信寄了一本1975年再版的代表作《修辞学发凡》,不料几个月之后的1976年1月,周恩来与世长辞。时隔10个月,邓颖超仍不忘回函,既是致谢、又是代周恩来对陈望道表达关心和慰问,彼时的陈望道经历了一场大病,亦与病魔作最后的斗争。短短的纸笺,再一次印证了两位革命先驱的珍贵友谊。

责任编辑:全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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