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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三次调查研究之风

文章来源:七一网/《党员文摘》《党史信息报》 作者:山旭 发布时间:2021-12-13 11:51:39 字体:

党风正则人心齐,人心齐则事业兴。在百年拼搏奋斗中,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不断发扬光大的优良作风是党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赢得人民真心拥护的重要秘诀


“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调查研究无疑是一个极具中国共产党特色的词语。调查研究曾经帮助中国共产党完成了革命的任务。而回顾1949年以来的历史也可以发现,它屡次在紧要关头帮助执政党修正自己的失误,甚至最终促成了改革开放这样重大的方向转变。

陈云(第二排中)在青浦农村调查期间与公社干部的合影

用“解剖学”反冒进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在1956年前后。自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到此时,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55年开始提出新的发展目标,到1956年初中央各部委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12年或8年完成的任务,提前至5年甚至3年内完成。同时,中央对农业合作化、私营经济改造等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这样,在高层领导之间出现了后来被称为冒进与反冒进两种思路。而其争论焦点,就是能否完成较高的计划目标,以及如何评估当时农业合作化、工商改造等工作的速度。

于是,中央领导们纷纷走出北京。

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在1955年初回到故乡上海青浦进行调查研究。陈云下火车后直接到村庄里座谈,了解到确实存在比较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其原因则是上年统购中购了“过头粮”,挖了口粮。由此,他向中央建议,粮食统购统销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力求消灭购“过头粮”等。

陈云通过与农民和基层干部算细账,他发现由于国家向农民多征购粮食,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有顾虑,出现了缺粮农民买粮、不缺粮农民也买粮的情况。他由此采取返还“过头粮”等修正办法。

陈云一直很重视调查研究。毛泽东也说,陈云之所以对经济问题懂得特别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而陈云有一个著名观点是: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

调查研究为反冒进提供了有力支持。在党的八大召开期间,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见《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后收录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提出,像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要亲自动手,了解一两个农村,争取一些时间去做。而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个个‘麻雀’,这就叫‘解剖学’”。

1961年,刘少奇在湖南进行调查研究

1961年,调查研究年

1960年夏,农业大幅度减产,而“大跃进”运动造成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中央急需一个改善的根本办法。

在同年12月24日召开的北京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还提出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派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位秘书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为期10天至15天。

1961年1月26日,毛泽东乘火车从北京前往广州,沿途听取了河北、山东等七个省委和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的汇报,还同一些县委书记谈话。

3月,有中南、华东、西南三个大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南三区”会议在广州开幕。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写了一封信,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毛泽东说,提出的问题是有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后附了毛泽东在1930年写的一篇文章《关于调查工作》(原题目《调查工作》,在编入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毛泽东又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大家对中共中央的信和《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反响强烈。

此后,中央领导分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

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进行了44天的调查。在天华大队,他用化名和“分队长”的公开身份,住在养猪场。

周恩来、朱德分别在河北、四川、河南等地农村进行调查。

邓小平、彭真在北京顺义县调查后,在联名致毛泽东的信中讲了社队规模、粮食征购、余粮分配、供给制、食堂和家庭副业等问题。

一直到6月中旬,中央在发出的指示中仍要求,中央及省级领导“除了生病和年老的以外,每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调查研究。地、县两级的领导人员也应该这样办”。

1977年,万里(右一)在安徽农村考察

省委书记的改变

1977年秋,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开始恢复工作。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不由自主地用习惯的调查研究方式,了解久未接触的民众生活。

习仲勋于1978年4月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他到广东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逃港问题。一直以来,中央及广东都对逃港采取严厉措施,但屡禁不止。

1978年7月初,习仲勋乘坐一辆七座面包车前往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一路上只见杂草丛生,十分荒凉,耕地丢荒很多。他到达当时还是宝安县城的深圳后,没有先听地方干部汇报,而是直接走到村庄里与农民、村干部交谈。

习仲勋其实本来也抱着传统想法,在收容站还劝导被抓回的外逃农民。但是,当他考察了省港边界线上的罗芳、莲塘,又到中英街站在界碑前目睹了香港的车水马龙后,若有所思地说:“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习仲勋在这个夏天走了23个县。除了研究逃港问题的根源,习仲勋还在调查研究中为土地沙化严重的珠三角找到了出路:他在调研中走到了沙头角的塑料花厂、皇岗的假发厂,这是中国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后来,这种模式由广东推开,并遍及中国的南方地区。

在安徽,1977年6月,万里任省委第一书记。他回忆说:“我又不熟悉农村工作,所以一到任就先下去看农业、看农民。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万里下去调查一般是一部小车、两三个人,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直接进村到户。“那几个月,我不开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

当时安徽最严重的是外出讨饭问题。在凤阳县,万里就亲眼看到过农民扒车外流讨饭的情景。后来在一次省委座谈会上,有人提到,凤阳农民有讨饭的“习惯”,万里气愤地说:“我们的农民是勤奋的,是能吃苦的,是有脸面的,只要能够吃得饱,他们是不会去讨饭的。”他接着说,问题是那里条件并不坏,他们为什么吃不饱饭?而这个关系全中国农民生活的疑问,也在调查研究中找到了答案,“看来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最重要的是怎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这样,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的《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在安徽出台。在这份文件中,提出了加强经营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等诸多原则,就此拉开了安徽以及整个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老干部们就这样奔走于山水之间,用他们自三四十年前就倡导的工作方式,为中国的发展寻找着出路。

责任编辑:池莲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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