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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日本也曾“经济内循环”

文章来源:​七一网 /《党员文摘》《记者观察》 作者:付一夫 发布时间:2021-10-27 12:10:46 字体:

2021年5月7日,日本东京涩谷街头行人稀少/新华社

二战过后的日本,苍凉凋敝,一片狼藉。但令人惊奇的是,日本没过多久就迎来了高速增长的新时期:1960年至1970年,日本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速达到惊人的16%,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也高达11.3%;1966年与1967年,日本经济体量先后超过英国和法国,1968年又超越联邦德国,正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到了1973年,日本已初步完成工业现代化。

日本经济的腾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对外贸易的扩张。

针对本国资源贫瘠、市场规模狭小、技术落后等问题,日本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贸易立国”发展战略,即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以制成品出口换取外汇,同时引进技术设备和进口原料,扩大工业生产规模,进而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

在实践中,日本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出口纺织、煤炭、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外贸规模稳步增长。在此过程中,日本不忘引入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产业竞争力日益提升,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不过,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且越来越难以为继。

1965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由顺差转变为逆差,当年逆差额度高达513亿美元。于是,美国以遏制日本为目的,开启了长期的贸易制裁,从20世纪60年代的钢铁制品到70年代的彩电,再到80年代的汽车、半导体、电信等多个领域,均出现过大型贸易摩擦,前后历时近40年之久。

由于过度依赖美国市场,日本不得不一再妥协,自愿限制出口。而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又使得日元急速升值,出口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经济增长愈发乏力。

除了频繁的贸易摩擦之外,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还暴露出两点缺陷:

第一,该模式受海外政策与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经济发展的主动权难以掌握在自己手里。比如,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的原油价格上涨,就让日本陷入了严重的滞涨,经济随之步入萧条。

第二,对出口的片面重视引发了日本经济结构的失衡,也限制了日本的产业升级,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又日益制约着日本的出口竞争力。

在此背景下,日本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并于1986年制定通过了著名的《前川报告》,强调经济发展思路从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此后又接连出台了一系列文件,着力摆脱过分依赖出口的状况,大力开发国内市场,以应对国际环境变化。

1987年新任首相竹下登上台后,立即着手制定1988年至1992年的新经济计划,把中期的宏观经济增长率定为4%,其中内需增长目标是4.5%,出口则为0.5%,思路的切换不言自明。

至此,一场浩浩荡荡的“内循环”大转型正式在日本拉开帷幕。

为了切实达成国民经济由“外循环”向“内循环”转变的目标,日本祭出了一整套“组合拳”,涵盖领域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招招直击要害:

第一招,促进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自然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尤其是在日本这个市场规模狭小的国家,想要以内需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居民势必要具有极强的消费能力。为此,日本重点做了两件事: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增加老百姓的获得感。日本一直重视提高国民收入,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就搞过一次“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民众收入与生活水平实现了大幅度提升。除了涨工资之外,日本还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并通过提高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来解决老百姓花钱的后顾之忧。其间,日本大力推广双休制度以及带薪休假制度,延长老百姓的闲暇时光,以此增加人们的消费时间和机会。

二是着力推动减税降费。日本政府及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税制改革,其中个人所得税由原来最高税率70%降至50%;新设配偶减免税15万日元;法人税的基本税率由原来的43.3%降至1987年度的42%,随后又降为37.5%。得益于这些税制改革,1987年日本减税规模高达1.5万亿日元,1988年更是达到了2万亿日元。

第二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

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摩擦让日本意识到,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断然无法长久地支持日本经济的发展,必须培育自身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居于不败地位。于是,日本政府基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重新对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进行调整,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口号,并着力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同时,日本还大力支持教育科研与基础研发工作,通过一系列财税优惠等正向激励手段,为产业升级保驾护航。

如此一来,日本的主导产业逐渐由传统部门切换至中高端部门,产业附加值不断攀升,自主创新能力得到质的提升,无论是在科技研发人员数量、论文发表数量还是专利申请数量上,均取得了重要突破,在纳米技术、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高精尖领域更是得到长足发展,从而使日本跻身全球为数不多的技术发达国家行列。

第三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开展基建投资。

为了应对外部市场环境恶化导致的外需疲软,日本政府把改善住宅和生活环境为主的公共事业投资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不仅增加公共设施的数量,而且设法不断提高其质量,以此来满足人们日益升级且多元化的需求。

在公共事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是公共住宅项目。仅1987年一年,日本就新建住宅165万套,1988年又新建住宅140万套。公共投资的高增长还极大地带动了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发展,为扩大内需狠狠地助了一把力。

第四招,发展中小城市,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20世纪80年代,日本各个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已呈现出明显的失衡之势,其中首都东京一城独大,而其他中小城市及农村则要落后得多。

意识到这一点后,日本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加快疏散东京冗余的产业,并将其中心城市功能的一部分释放到全国各地:一方面,包括东京、大阪等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有效带动了周边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崛起;另一方面,日本着力支持小城市和农村工业发展,扩大这些区域产业经营能力和范围。通过这一系列行动,日本的区域失衡得到极大改善。民生证券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日本最富裕的东京和最不富裕的冲绳,人均GDP差距一度不超过一倍,这为日本内需潜力的释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之外,日本还不断放开金融领域的种种限制:一是推动利率市场化,允许办理银行存款的各类金融机构自行规定存款利率,从而降低企业的借贷成本,并刺激他们进行新的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二是减弱对金融活动的直接管制,使得各种交易更为便利。受此影响,日本的住房金融和汽车金融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居民贷款也迅速增加。

这场“内循环”大转型着实给日本经济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了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的切换,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攀升,消费规模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人们的消费更加丰富和多样化,餐饮、旅游、文娱、体育、医疗等众多行业都得到迅速发展,中小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此外,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深刻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个日本社会的信息化程度显著增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获得了极大便利,效率不断提升。

然而,客观地讲,日本这场“内循环”大转型的效果并非完美无瑕,典型例证便是泡沫经济的加剧与负债程度的加深。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日本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央行贴现率从1980年的9.0%下降至1987年的2.5%。可是这并没有给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太大的积极作用,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加剧了日本楼市泡沫的一再膨胀,进而为后来的日本房地产崩溃与“失去的二十年”埋下了伏笔。

此外,财政政策的过度宽松与大肆举债发力基建投资,极大地加重了日本政府的负担,很多基建投资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未能带来有效的回报,日本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政府负债率最高的大型经济体之一。

尽管如此,这场发生在几十年前的“内循环”大转型还是留下了不少宝贵的启示,最为核心的几条,便是切实提高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了收入差距、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增强了自主创新能力。

这些经验和教训,至今仍极具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周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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