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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丨徐向前:我终于找到了党

文章来源:《历史的回顾》 解放军出版社 作者:徐向前 发布时间:2020-09-24 14:05:39 字体:


 


徐向前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封面



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1926年,我从原平回到家乡,住了个把星期,就去北京,想找机会再回广东去。行前,和一同回家的几个同事商量,他们都不愿再出来,我就一个人走了。在北京,住在老乡家里,打听南方的消息。当时全国形势很乱,让人理不出个头绪来。北方是军阀之间时而混战时而联合的场面,南方是国共两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场面,报纸上的消息一天一个样,甚至相互矛盾。有人劝我在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干,我婉言谢绝了。经天津到上海后,听说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攻占了武汉,使我更加坚定了去找革命队伍的决心。

11月底,我从上海乘船抵武汉,见到了北伐军中的黄埔同学,十分高兴。武汉的革命气氛很感人,处处是“打倒列强,除军阀”的群众游行和集会,就象黄埔初期的广州一样。经同学介绍,我先去南湖学兵团当指导员,不久又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一队任少校队长。

武汉军校名声很大,号称“第二黄埔”。它是由黄埔军校政治科迁来组成的,办的是黄埔第六期,全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校址在两湖书院。全校有男生近千人,女生近二百人,男生住一个院,女生住一个院。校部设校务委员会,负责人为邓演达、谭延闿、恽代英、徐谦等。政治总教官恽代英,教官有施存统、肖楚女等,总队长是杨树松。许德珩同志告诉我,他也曾在那里任过课。

这所军校,有不少老师和学生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军校又是在北伐战争的胜利高潮中成立的,直接担负着为革命战争培养军政干部的任务,因而革命性、战斗性、纪律性相当强,真正继承和发扬了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

军事课程主要讲解基础军事知识,操练基本动作。教官只管讲课,队长负责军事训练工作。政治课程设有《三民主义》、《社会进化史》、《经济学大纲》等。

日常生活正规、严格,按时作息,内务整洁,每周要擦枪,学生不经请假不准外出,男生和女生一个样。后来,不少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英勇献身。参加广州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就是由武汉军校的干部、学员组成的。赵一曼、游曦等烈士,也是武汉军校女生队的学生。

武汉军校时期,是我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从民主主义思想向共产主义思想转变的关头。

我在黄埔时集体加入了个国民党。当时就有人劝我加入共产党,但我不愿当“跨党分子”,搞两重身份。当然,主要还是头脑里信仰三民主义,对共产主义缺乏深刻认识。

来到武汉军校不久,又有同事问我:“现在许多人加入了共产党,你呢?”

我说:“我还没想好。”

他说:“是不是不想做“跨党分子”?别太清高了,跨党有何不好呀?”

其实,我不是清高,而是不明白跨党是怎么一回事。我以前曾幼稚地认为,一个人要么信仰这种主义,要么信仰那种主义,总不能“脚踏两只船”,同时信仰两种主义。后来才知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国共合作的需要,并非放弃自己的信仰。

究竟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这时已是我日思夜想的中心问题。形势所迫,不想不行。以前在黄埔时读过一些共产主义的书报,有点印象,但理解不了,也没认真思考过。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耳闻目睹军阀混战、国民党腐败、人民遭殃等现象,使我不得不想,而越想则越觉得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国民党不如共产党。

常来常往的一些共产党员,给了我很大启示和帮助。他们大都是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又是活跃分子,如樊炳星、杨德魁、吴展、李楚白、贺昌、程子华等,我们常在一起聚谈。我当队长,薪水多些。每到发薪后,大家就让我请客,凑在一块儿,到饭馆吃点鱼呀,肉呀,鸡呀,蛋呀,改善改善生活。有时也到茶馆喝清茶。这种聚会,几乎每星期一次,无形中成了固定的联络形式。聚会时,各人都谈理想,谈志向,谈对人生和时局的看法,谈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兴之所至,各抒己见,有时甚至争得耳红面赤,象吵架似的。我不太爱讲话,听得多,说得少。但是,交谈和辩论,却使我获益匪浅。我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模糊认识,逐步得到了澄清。

为了系统地了解共产主义,确定自己一生的奋斗道路,我还搜集和阅读了一些共产主义的书籍。

白天工作特别忙,就用晚上的时间看书。像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李季的《通俗资本论》以及《社会进化论》和其他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我都如饥似渴地读来读去。我买了一箱子书,但因工作紧张,没有读完。

经过两三个月的思索、比较、学习和同志的帮助,我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决心走共产主义道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美好、最壮丽的事业。

1927年3月,经樊炳星和杨德魁介绍,上级批准,吸收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樊炳星给我看了党章。记得党章上写了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入党后,我才知道恽代英、陈毅同志是军校党的负责人。

有一天,我接到组织上的通知,去蛇山西面的粮道街中央机关开会。会议由孙永康主持,施存统讲了话,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还提到了打夏斗寅的问题。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聆听重要政治报告。我为自己能够成为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名战士,而感到自豪和光荣。


白色恐怖下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蒋介石正磨刀霍霍,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把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淹没在血泊之中。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终于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在上海大肆屠杀、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四处“清党”,扼杀革命力量。此后,内战代替了国共合作。

武汉的形势也日趋紧张。以汪精卫为首脑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正在积极“限共”,为下一步“反共”制造舆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助长了右派势力,使我党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束手无策,步步退让,解除了武装。五月,原武汉国民政府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联合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武汉。

为粉碎夏斗寅、杨森的进攻,由武汉军校、南湖学兵团及武昌农讲所的师生组成的“中央独立师”,配合主力部队出城击敌,归叶挺统一指挥。我们边行军,边教练作战动作。五月十六日,中央独立师赶到武汉以西的桃花镇,将川军范绍曾一部包围、击溃。接着,实行追击,经金口、紫阳、丁泗桥、通海口等地,和杨森的第九师又打了一仗,把人称“川老鼠”的杨森部击溃。我们队里有个学生在川军当过兵,他协助我指挥。我们冲进街里,“川老鼠”都跑了,一个俘虏也没抓到。叶挺的二十四师在纸坊一带也将夏斗寅部打垮。汪精卫等主张与夏斗寅议和,我们遂奉令返回武汉。

六七月间,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勾结愈来愈露骨,愈紧密。为保存革命力量,应付突然事变,党组织决定派一部分党员去张发奎的二方面军工作。在此之前,组织上已将我调出武汉军校,等待分配。等了近1个月,党组织才通知我和一个姓杨的(我俩不认识,谁也不知谁的身份)去张发奎的指挥部工作,我任上尉参谋。临行前,党的地下“交通”给了我张纸条,上面写着“找毛泽东”。毛泽东的名字我知道,但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

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一些党内的不坚定分子,有的逃跑,有的叛变,有的消沉;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张发奎当时还打着“革命”的旗号,自称与共产党“合作到底”,所以我们的处境还比较安全。

7月底,部队开往九江。接着是八一南昌起义爆发,张发奎变了卦。我觉得在这个部队不能再呆下去,连夜出走,转回武汉,想和党组织取得联系。但是,到了原来接头的地方,党的机关已遭破坏,空无一人。我住在一家小客栈里,又转了两天,仍无着落,便决心去上海,找党中央联系。我那时入党不久,也不知道党中央在上海的具体住址。因为没有办法,又一心要和党组织取得联系,便乘船到了上海。

上海同武汉一样,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我在黄埔江边找了一家旅馆——泰安客栈,住下后就设法找党组织。心想,万一找不到的话,只身去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做兵运工作。有天,我在街上转来转去,忽然碰上了武汉军校的李楚白,真是喜出望外。他问我到上海干什么?我讲了离开武汉军校后的经过及来上海的目的。他叫我在旅馆里等着,别到处跑,由他和组织上取联系。过了两天,“交通”便来找我,接上了关系。

我,终于找到了党。

责任编辑:刘桂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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