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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他用真情践行“初心”“使命”

文章来源:七一网\《当代党员》 作者:CQDK全媒体报道组 发布时间:2019-02-13 14:20:29 字体:


七一网讯(CQDK全媒体报道组)春节前夕,冬日暖阳钻出铅云,在荣昌区龙集镇清河村的田野和阡陌间投下斑驳光影。
在田间地头和屋宇楼舍之间徜徉,CQDK采访团队似乎感觉到,脚下那隆冬的土地坚硬而又滚烫。
没错,就是滚烫!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身材黑矮、心却赤红如火的张希良,带领清河5000多父老乡亲开山辟路,愣是让这个干群不和、基建缺位、产业滞后的后进村,一点点“蝶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先进村、模范村。
而清河村现在和未来的模样,正是张希良心中的梦想。
对,就是梦想——一个共产党员和农村党组织书记最质朴的梦想!
这个梦想,照亮了张希良人生的方向,也赋予了他攻坚克难、锐意开拓的力量;就算在生命逝去之后,“张希良”这个名字,也因此继续焕发光芒。
在这个隆冬,CQDK采访团队两度走进清河村,在这片逐梦的热土上,沿着张希良的人生轨迹,触摸这位优秀党支部书记那颗赤红的“初心”——



仅用一年多,
他就带领5000乡亲消灭了“空壳村”


和西部不少村庄一样,清河村集体长期“囊中羞涩”,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空壳村”。
村集体没钱,就无力带头实现村级产业“破冰”,更不能给村里的贫困群众进行保障“兜底”。
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这件事,张希良愁白了头。
2017年,荣昌区启动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
经过努力申请,清河村顺利成为全区首批试点之一,获得了一百万元发展集体经济启动资金。
在短短一年多之后,清河村集体经济账面增加了十万元纯利润,实现了“零”的突破。
从一穷二白的“空壳村”急转身——清河村是怎么做到的?
这要从领到一百万元启动资金后说起。
有了“本钱”,张希良紧锁的眉头并没舒展。
他又开始琢磨:“怎么才能让一百万变成两百万、三百万?”
凭借丰富的创业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他和村“两委”班子一合计,提出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四个一”路径——
一是“打造一个市场化平台”。
针对当地农户日常生产这一刚性需求,张希良决定依托的上级补助一百万元,买来两架无人机、一台耕整机和一台收割机,注册成立了清联建农机专业合作社,以优惠价格为本地及周边群众提供农机服务。
2018年,农机合作社初战告捷,盈利上万元。
二是用好“一片叶”。
清河村自然资源丰富。为利用好这些资源禀赋,张希良团队反复接洽重庆原始芗农产品有限公司,并最终确定合作模式——由村集体资金15万元入股原始芗公司,引导支持后者在清河村发展竹叶加工项目。每年由后者收购、加工并销售本地粽叶、麻竹叶等产品,并向参与农户进行保底分红,以此保证参与农户“旱涝保收”。
让农户“旱涝保收”——原始芗为何如此爽快?
因为在原始芗入驻后,张希良全职当起了“服务员”,协调解决了企业招工、用地等一系列问题,以一颗真心真正赢得了企业主的真情。
三是激活“一群人”。
依托清河村富余劳动力资源,张希良和村主任郭宗军牵头成立了一家建筑公司和一家劳务公司,前者由张希良负责,后者由郭宗军担任法人代表,专门组织本村青壮年劳动力参与一些建筑工程和劳务输出项目。目前,两个公司已经走上正轨。
四是做大“一匹布”。
自清朝起,龙集镇就是荣昌非物质文化遗产“荣昌夏布”的重要生产基地。依托这一先天资源禀赋,张希良带领村“两委”一班人紧盯夏布产业化“瓶颈”,成功说服创业达人黄秀英,入驻清河村发展夏布产业化项目。
目前,该项目已经在当地布局了集展示、生产、营销及旅游于一体的夏布产业链。
…………
随着四条路径逐一打通,张希良和村“两委”班子楞是开辟出了一条消除“空壳村”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之道。



“他是村里的‘点子大师’”


2018年7月的一天,龙集镇党委组织委员周浩早早来到清河村便民服务中心,参加了村党支部召开的一场“特殊的例行活动”。
说“例行”,因为这是一场按规定进行的党组织生活。
说“特殊”,是因为在遵守党章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这场组织生活融入了不少创新元素。
活动开始前半个小时,全村在家党员便相继到场,除了党员,还有不少列席的村民也带着孩子来到现场。
活动开始后,担任主持人的张希良按程序进行了组织生活各个环节。半小时后,组织生活进入增设的“现场咨询服务”环节——
来自荣昌区相关学校的教师登上讲台,开始向与会的党员和群众讲解“如何填报高考志愿”。
讲台下,学生家长和孩子们听得聚精会神。
看到与会者专注的神态,张希良和周浩相视一笑。
他们知道,清河村“开放式组织生活”的第一次尝试初战告捷。
何谓“开放式组织生活”?
“这是张书记针对以往组织生活形式单一、内容枯燥等问题,所推出的一种创新形式。”周浩说,具体而言,即在按照党内相关规定规范化开展组织生活的基础上,实现了“四个开放”:
一是“人员开放”——邀请有意愿参与组织生活的村民列席,近距离观察村党支部内部运行及决策过程,并就自己的观感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二是“地点开放”——根据当期组织生活主题,将活动现场搬到田间地头、工程现场、农户院坝,紧贴主题实现无障碍交流。
三是“内容开放”——在村务公开栏、村民微信群等平台公开当期组织生活内容,并邀请有参加意愿的村民留下手机号码报名列席。
四是“时间开放”——在保证组织生活规定频度的基础上,根据村发展和民生需要,适当增加组织生活会场次,专题收集、研究和解决问题。
“开放式组织生活”一经推出,不仅党员参与热情高涨,广大乡亲也踊跃列席。
对此项创新的提出者张希良,周浩评价道:“张书记熟悉基层党建、经济和民生等工作的‘短板’和问题,并善于依托党组织书记这个身份,以党建为引领思考解决之道,堪称龙集镇基层党建的‘点子大师’。”
除了“开放式组织生活”,这位“点子大师”还有另一件得意之作——“双向传递院坝会”。
在多年的基层实践中,张希良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一个问题:以往干部下村收集到的民生诉求,往往只进行了“单向传递”,即上报相关部门之后,相关诉求无论解决与否都仅仅反馈到镇一级,常常让苦等回音的村民不胜其烦。因此,龙集镇民意调查得分在全区长期垫底。
针对这个问题,张希良提出了“双向传递、面对面反馈”的解决之道——打造一个面对面的沟通平台,定期将镇职能部门、村干部及有相关诉求的村民齐集一堂,实现民生诉求的无障碍反馈。
听到这个点子,周浩一拍大腿:“干!”
在镇党委指导下,张希良和村“两委”依托院坝会的形式,整合镇党建、安监、宣传、社保等职能部门和村组干部一道,在每周二和周四轮番进入一个居民小组召开院坝会,收集民需、现场登记,并在一个月内通过下一次院坝会进行反馈。
随着一场场院坝会定期召开,“单向传递”的瓶颈消弭于无形。
“目前,这项创新机制已经在全镇推广——全镇民调排名也跃居全区第四。”周浩说。
连战皆捷,“点子大师”依旧步履不停——担任村支书十余年间,张希良提出了多项党建创新机制,解决了一系列基层党建难题。
直到2018年12月22日去世,“点子大师”才停止了思考。



试验田里的守望


清河村位于龙集镇东端,距县城23公里,幅员面积4.75平方公里,全村现有1181户,人口4018人,是典型的农业村。
以前,村里大片土地闲置,而且种植方式单一,效益低下——选择发展哪种产业项目,就成为张希良的关注焦点。
担任清河村党支部书记之初,张希良就开始寻找振兴村级产业的道路。
有人说,可以结合镇里的产业规划发展葡萄种植,有人说,可以发展利润高的名贵鱼养殖……总之是众说纷杂,毫无头绪。
“凡是经济发展得好的地方,所选产业都是符合当地实际、有一定基础的。”张希良多次外出参观学习后,在笔记里写下了这样的心得。
经过多方讨论后,他决定:走水稻制种这条路子。
“首先,水稻制种是我们村的传统产业,有30余年的历史,村民在技术方面比较成熟;其次,水稻制种见效快,不到一年就可以见到效益,资金回笼快;最后,风险较小,由于我们依托种业公司,签订了相关合同,即使种植失败,公司赔付给我们的损失也能够解决土地承包费,这样村民就不会受损失。”这是张希良的理由。
然而,水稻制种的过程却并非坦途。
种植过程中,为节省开支,打药、摇花,张希良都亲自参加,并且不计报酬。炎炎夏日,总是可以看到一个黢黑的身影,在阡陌间拉着三轮车跋涉,茂盛的水稻,几乎把个子不高的他淹没。
那时,张希良已经患上了高血压,但还是一边吃药,一边坚持每天都到现场去指导技术。
制种成功了,晾晒也是个很费劳力的工作。夜已深,把晒好的一批制种打好包后,张希良又马不停蹄地去镇上办公室加班。
这样的奔忙,已成为他的工作常态。白天搞“试验”耽搁了工作,还得利用晚上时间补回来。
因为产业项目逐渐发力,村里留守的老人妇女也有了活干,去张希良的试验田栽秧子、打谷子、除草、施肥,每天就可以领到一百元左右的工钱。
“在张书记地里干活,我一年能挣个八千到一万。”一位在试验田打工的老人说。
在开展“试验”的过程中,村民们的很多荒地也都被张希良承包起来,种植水稻、开垦荒地,每年也会请40多个村民帮忙插秧、打谷。
2018年,张希良试验水稻种植面积已经达到600多亩。
为探索更多效益农业项目,他又盯上了行情看好的莲花白,开垦上百亩菜地进行试种。
2018年冬季,为能最大化利用土地,张希良又在莲花白田里的“见缝插针”,均匀种下了桑树幼苗。“今年的莲花白肯定会赚钱,一亩地1200多斤,两块钱一斤都要卖2000多元钱。以后再加上桑苗的收成,复合型效益农业就初具雏形了。”
2018年冬至,张希良因病去世。
一个月后,莲花白成熟,收购蔬菜的卡车来到田边,工人将一颗颗饱满结实的白菜,整整齐齐地码上货车。
此时,地里刚种下的桑树苗,也吐出了新芽。



 

“大忙人”的情怀


在龙集镇干部群众的记忆里,张希良留给他们最深刻的印象就一个字:“忙”。
不管是在办公室处理村务,还是进组入户解决问题,他好像永远都忙得脚不沾地。
一次,镇党委书记廖顺全和同事准备到清河村看望困难群众,于是先来到张希良家邀他同行。
一走进张家门,却没看到张希良的人。只见餐桌上,摆了一碗插着筷子的白米饭,旁边还放着一叠小菜。
“刚才有村民打电话,他接了电话就出去了。”张希良的妻子说。
闻言,廖顺全瞄了一眼时间:已经下午2点过了。
半个小时后,张希良才回到家里。
听说廖顺全计划看望村里的困难群众,张希良转身进到里屋取来车钥匙,领着干部们就出了门。
“你不吃饭么?”廖顺全指着已经凉透的饭菜。
“快4点了,回来再吃。”张希良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他可真忙啊。”这次经历,从此烙印在廖顺会心里。
对于张希良的“忙”,镇经发办主任唐志军的印象同样深刻。
唐志军曾在清河村里担任驻村干部,和张希良共事了多年。
他依稀记得,2006年,上级拨付给清河村5万元资金,并要求镇里进行资金配套,准备修建一个供村里五保老人生活的集中供养点——“五保家园”。
可是,当时镇财政捉襟见肘,一时间给不出那么多配套经费。
怎么办?
张希良坐不住了:“我们村五保老人较多,居住环境也很不好,而且住得又很零散——修建五保家园,这些老人就能住到一块儿,不仅居住环境改善了,生活上也能有所照应。这可是党委、政府体贴民生的好政策!”
为让好政策真正发挥作用,张希良竟然使出了一个“大招”——自己出钱垫付“五保家园”建设费用;同时利用自己熟悉建筑行业的优势,无偿为修建“五保家园”介绍靠谱的建材供应商和建筑队。
有了张希良“托底”,再加上上级资金配套,龙集镇第一个村级五保老人集中供养点——清河村“五保家园”就这样拔地而起。
看着村里的困难老人相继入住,张希良就像心里喝了蜜。
却不想,新问题又冒了出来。
因为“五保家园”安装的是总电表,因此并不能准确统计每个住户的用电量。
由此,有入住老人认为电费不应该由住户平摊,而应“多用多交”。
矛盾由此产生,并一度导致“五保家园”电费无法收取。
闻讯,张希良又及时出面,一面找区、镇相关部门和供电所协调解决,一面再次使出了自己的“大招”——在问题解决前,先把电费垫付起来。
在张希良推动下,供电所派来电工,给入住老人安装了分电表,问题就此妥善解决。
“五保家园”各项事宜理顺之后,张希良一有空就会提着水果和营养品来看望老人们,还帮他们洗衣服、晒被子、陪他们聊天。
如今,“五保家园”的老人们早已住得满满当当。
张希良就是这样,永远在为群众的利益奔忙。
2018年11月底,张希良因病住院。村主任郭宗军打来电话说,村里正计划修建可供残疾人使用的无障碍厕所。
闻讯,张希良坚定地说:“别急,你看不懂建筑图纸,等我回来再好好合计。”
然而,这个诺言,张希良却没能兑现。



“垫”得广厦上百间,大庇寒士俱欢颜


2019年1月底,张希良去世已一月有余。龙集镇村建所所长张学武到清河村参加社员大会。
“希望给张书记办一个追悼会,让我们好好送送他!”会上,郭宗贵和吕玉润等村民主动提议。
“有人说‘人走茶凉’——张书记却是‘人走茶不凉’!”张学武不禁感叹,“你心里有群众,群众心里也就有你!”
据张学武回忆,张希良去世后,许多远在广东等地打工的村民,争相让留守的家属为张希良送来花圈。“我知道的就有十几家!”
出殡当日,清河村上百村民更是汇集到张希良家,沿着田间小道送张希良最后一程。
张希良为何能有如此威望?
“张希良一心为民办实事,不仅不求回报,而且不计得失!”张学武说,“他垫钱帮不少有困难的群众修房子,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担任村干部以前,张希良曾创过业,拉起了一支不大不小的建筑工程队。
以前,清河村人居条件不佳,不少村民特别是贫困户的房子不是破就是旧。
看到这些乡亲栖身在破破烂烂的蜗居里,张希良心里很不是滋味。
于是,只要有村民找他修缮或新建房屋,他总是来者不拒;如果对方家庭条件比较困难,他还会主动要求“钱我先帮你垫着,等你有钱了再还”。
时间一长,张希良“可以赊账建房”的名声不胫而走。
不少贫困户于是找他帮忙,他也很豪爽地答应下来。
别看张希良建房可以“赊账”,但质量绝对上乘——经他手的房子,不仅不偷工减料,甚至还经常“超标”。
“人家觉得五六十平方米就够了,你干嘛非要设计成七八十平方米?”张学武经常这么问他。
张希良总会给出一大堆“歪歪道理”——
“人家小孩就快结婚了,总要给有个像样的厨房吧?”
“人家孙子刚出生,总得有个浴室摆澡盆吧?”
…………
充分替屋主考虑没错,但问题是超出的预算怎么办?
对此,张希良又是自掏腰包!
镇领导曾经计算过,仅仅是帮家庭比较困难的村民修房,张希良就垫支了大约4万元左右。
张希良却觉得,尽一己之力帮助乡亲们改善居住环境,仅仅是“兜底”;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找到增收门路。
对此,村民王辉全体会颇深。
王辉全是清河村低保户。他患有慢性疾病,家里又有四个小孩。
看见王辉全家的房子破得不能遮风避雨,张希良不仅垫钱帮他修好了房子,还解决了王辉全的后顾之忧——只要有工程,他就邀请王辉全去自己的施工队打打工。
虽然患有慢性疾病,但是王辉全做活路还是很“给力”。
这样一来,王辉全一家的生活渐渐好了起来。
也因此,得知张希良去世的消息,王辉全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人,怎么走得这么早?”
直到今天,每当路过张希良家门口,他还习惯性地侧头张望。
也许,他在寻找那个曾为自己雪中送炭的身影。



他让“钉子户”变身“带头人”


行走在清河村,不时奔驰而过的高铁列车,已然和当地的青山绿水融为一体。
这就是跨越川渝、连接重庆主城和成都两大城市的成渝高铁。
乘坐在高铁上往来穿梭的人们并不知道,在成渝高铁清河段修建过程中,曾发生过一个“钉子户”变“带头人”的感人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正是张希良。
成渝高铁建设启动后,作为高铁规划区的清河村启动了征地拆迁。
对于这个重大项目,乡亲们一开始有些抵触:一是因为高铁噪音较大,二是修建高铁会占用自家土地。
见拆迁推进缓慢,张希良比谁都急。
于是,张希良开始“两班倒”——白天,他要忙着处理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务;夜里,他得逐家逐户地给村民讲解拆迁政策、动员群众主动参与。
当时,全镇拆迁总共70多户,清河村就有37户,占了二分之一。
其间,张希良碰到了一位抵触情绪强烈的“钉子户”——3组村民老张。
原来,老张的女婿也曾参与修建高铁。就在清河村拆迁启动不久,他女婿因为工地上的一次意外不幸丧生。
“除了反对到底,当时我就没别的想法!”老张说。
不仅自己不愿意,老张还和村里持反对意见的村民“抱团”。
面对这样一个“刺头”,张希良也没有硬碰硬,而是一边耐心细致地开展政策宣传和思想引导,一边以情化人、以心暖心。
老张的女婿来自四川。他去世后,从四川老家来奔丧的亲戚,一茬接一茬来到清河村。
不管多晚,只要有死者亲属进村,张希良就亲自开车,载着他们前往区殡仪馆悼念死者。
在张希良一趟又一趟的义务接送下,老张的心渐渐软化。
等女婿葬礼过后,老张主动找到张希良:“最初我听不进去你的话,因为感觉你是跟我对着干的——现在我才知道,是我误会了你、更误会了党和政府!”
就这样,这位当初最“拗”的“钉子户”,变成了清河村第一个同意拆迁的“带头人”。
老张的转变,很快在村里引起了连锁反应——包括老张在内的37户村民,纷纷同意了拆迁。
这也让清河村成为荣昌区第一个完成高铁拆迁任务的行政村。
……
“没有张希良,不知道清河村高铁拆迁还要拖多久。”回忆起这件事,镇干部们满是感叹。
多年以后回头再看,高铁的修建已经成为清河村发展的“分水岭”——已是成渝高铁必经之地的清河村,区位和交通上的“瓶颈”迅速消弭,由此乘上了快速发展的“高铁”。



 

“憨书记”的“面子观”


张希良的“憨”,在龙集镇是出了名的。
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的“憨”是因为“好面子”。
对此,与张希良相识二十年的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杜昌军记忆尤其深刻。
一次,区农委出台了一项支持种植大户的政策:全区达到一定种植面积的产业大户,可以根据种植面积向区农委申请补助。
作为清河村的致富带头人,张希良发展了600多亩水稻田。可是,他却只按照500多亩进行了申报。
闻讯,杜昌军急急找到张希良:“补助面积怎么少了这么多?”
张希良回答:“600亩是第二次土地调查时无人机航拍计算的,500多亩是我手工丈量出来的——就按照少的来吧。”
见张希良又开始发“憨”,杜昌军又好气又好笑:“你觉得你比无人机还精确?面积少了,补助就少,你不傻么?再说了,无人机测算的是‘二调’的正式结论,既符合政策也合情合理……”
杜昌军振振有词,张希良也不反驳,只是低下头不吭声了。
“啷个?没话说了吧?”见张希良不开腔,杜昌军决定乘胜跟进,劝他用“600”这个数字进行申报。
却不想,张希良接下来的一句话让他彻底语塞。
就见张希良慢慢抬起头,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如果我尽想着自多得一点,乡亲们就会说我占了国家的便宜——我可是村党支部书记,被人家背后这么说,丢不起那人……”
听到这话,杜昌军明白,张希良的“憨”劲又上来了。
果然,在不少热心镇干部、村“两委”同事甚至负责受领补助申请的区农委干部轮番劝说下,张希良依旧以此为理由,拒绝以更大数字申请补助。
而这次“补助风波”,仅仅是他“憨”的表现之一。
“他不仅‘憨’,而且还很‘抠’!”提起张希良的“憨”,镇党委书记廖顺全也直摇头,“别的不说,他这辈子甚至没穿过几件像样的衣服!对该自己得的利益也是‘能不得就不得’。”
张希良的儿子张贤川年轻有为。一次,镇党委准备将他列入“本土人才”进行培养和扶持。对这样一件好事,张希良听说后却找到廖顺全,一边一个劲地摇头,一边嘟哝“要不得”。
廖顺全纳了闷:“你儿子符合申报条件,怎么要不得?”
“符合条件也要不得!”张希良郑重其事地说,“我儿子成了‘本土人才’,我怕背后会有人说优亲厚友——我可是党支部书记,丢不起那人!”
“你这是什么歪歪道理!”听到这个理由,廖顺全被气乐了。
在自己这个“憨老爹”坚持下,张贤川真的没有被列入“本土人才”。
在张希良的工作搭档、清河村村主任郭宗军记忆里,张希良也做过不少“憨事”——
每年,张希良牵头的水稻基地和苎麻基地需要雇用大量人手。一年水稻插秧季节,他急吼吼地找郭宗军:“借我5000元,我要给雇工发今天的工钱!”
“才插了一天秧就结算,你不嫌麻烦?为啥不等全部秧苗都插了再给钱?”郭宗军说。
张希良更急了:“乡亲们上我的田坎就要发钱,这是我的规矩!”
“他是怕乡亲们迟迟拿不到工钱会抱怨——这会让他冒冷汗……”知道老搭档“好面子”,郭宗军苦笑着借了钱。
在担任村支书的十多年里,张希良留下了很多这样的故事。
当被问及张希良“憨”的原因时,廖顺全这样回道:“因为他是村支书,总是把公家和群众放在自己前面!只有这样,他才觉得不‘丢人’。”



神秘“消失”的发票


从荣昌城区坐车到龙集场镇,会经过清河村便民服务中心。
每次上班,龙集镇副镇长吕见都会经过这里。
张希良去世之后,每当吕见看见便民服务中心里明亮的灯光,心里都会隐隐一痛。
他眼前,也会一次又一次地浮过那叠厚厚的发票。
因为张希良,这叠发票曾“消失”过很长一段时间。
那是2018年夏天,吕见到清河村便民服务中心协调工作,偶然发现了一个“秘密”。
在中心办公室里,存有一叠厚厚的发票。
吕见仔细一看,发现这是村便民服务中心从2009年一直到2018年的电费报账发票。其中,有一些月份的发票已经残缺。如果不算上这些残缺的,总额都在上万元!
按照规定,各村便民服务中心正常使用的电费产生后,应由村干部凭正规发票到镇农业服务中心报账。
而这叠发票的存在,也就意味着清河村很久没有报过电费了。
吕见一惊,急急找到张希良询问:“差不多十年了,村里都没报过电费?”
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原来,清河村近十年的电费,都是由张希良垫支的。
“既然垫了钱,怎么不到镇上报账?”吕见问。
张希良却答非所问:“不急、不急。”
张希良不急,吕见却急了。
他把这些发票带回镇农服中心,向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了查核,发现清河村的确很长一段时间没报过电费了。
“这是怎么回事?”张希良问工作人员。
“清河村的电费一直由张书记垫付。我们让他来报账,他总也不来。”工作人员回答。
“为什么不来报?”吕见又问。
工作人员耸了耸肩:“不知道——我们催他,他总说‘不急’……”
经过仔细查核,这些发票没有任何问题。于是,吕见也不再催张希良,而是直接贴上报账单,按照规定程序报了账。
当他把钱送到张希良面前时,后者依旧在念叨“不急、不急”……
在吕见的记忆里,张希良的“急”与“不急”,从来都是泾渭分明——
因为村里的事太忙,张希良到镇上开会从来不吃工作餐,总是急着往村里赶。别人劝他“到食堂吃了饭再走”,他却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家里做了饭!”
他自己不吃“公家的饭”,却把自己家变成了“新人宿舍”和“干部食堂”——有年轻干部或大学生“村官”来村里工作,他总是把这些初来乍到的年轻人领回自己家,分文不取、包吃包住。
张希良家的谷子地里,停放着一台坏了的打谷机。吕见让张希良抽空修一修,他总说“空了来”。然而,一直等到这个成天忙工作的村支书去世,那台打谷机还是原地没动。
……
提及这些事,吕见时至今日依旧眼眶湿润:“公家的事,他跑得比谁都急;而他自己的事,好像永远都不急……”


心甘情愿“倒贴”之谜


行走在清河村,你可以看到宽敞平坦的村道两侧,靓丽齐整的“小洋房”鳞次栉比。
这些民居,大都是张希良帮助修建的。
作为清河村数一数二的个体工匠,张希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从事建筑行业。在他手下,也有一支不大不小的建筑工程队。
按照当地的“市场行情”,作为“包工头”的张希良,本应早已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张希良去世之后,他的家属对家里的账目进行了一次盘点,发现他不仅没留下多少积蓄,反而还欠着银行六十多万元债务,以及一大叠年深日久的借条。
张希良的钱都去了哪?
“当上村支书之后,他接乡亲们的业务就不赚钱了。”龙集镇村建所所长张学武说。
为什么不赚钱?
接受采访多位干部群众,都给出了相同的答案:“因为碰到家庭有困难的农户,张希良经常给人家垫钱做工程,还主动加工加料,‘超标准’修出更好的房子;房子修好了,他也不急着讨要工程款——村里有些困难群众,至今还欠着他的钱。”
不仅自己垫钱做工程,还“超标准”地加工加料,对正当收入被拖欠也毫不在意……因此,虽然张希良因为工程质量过硬而承接了不少业务,却越做越不赚钱。
就算这样,他依旧十年如一日吃“亏”如故——他这样做,究竟图个啥?
综合当地干部群众给出的答案,CQDK全媒体记者总结出了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他有一颗“反哺”之心。
张希良年少时家庭贫困,经常靠乡亲们用余粮接济才不至于饿肚子。因此,成年后的张希良虽然有了赚大钱的本事,却将这种本事用来反哺乡梓、报恩乡邻。
第二个原因,是熊熊燃烧在他心中的信念之光,以及在这种光芒照耀下油然而生的责任感。
在张希良的遗物中,保存有厚厚一叠党课学习笔记。
“理想信念”“服务发展”“服务群众”……翻开这些被记得满满当当的笔记本,张希良认认真真地写下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心路。
他笔下这样写,人生亦这样做——由此,才有了这个村支书十年如一日主动“倒贴”的故事。
而张希良的“倒贴”,却得到了另一种回报。
2019年春节前夕,张希良去世已一月有余。
龙集镇人大主任祝万华,依旧经常能听到群众这样说——
“张书记去世这么久了,党委、政府怎么都不给他搞个追悼会?如果搞,我一定参加!”
“我还欠张书记二万元。如今张书记不在了,我也一定要把钱还上,不然怎么能心安?”
“张书记是为了村里累死的,他不在了,是清河村的一大损失!”
…………
祝万华觉得:“如果老张听到乡亲们这些话,他也定能含笑九泉吧。”



“他的品质深深影响了我”


2月2日下午,荣昌城区,和张希良共事的点滴,如放电影般闪过吴家镇副镇长兰志奎眼前。
在荣昌县委(现荣昌区委)组织部任电教中心副主任时,兰志奎曾到清河村进行过为期两年的挂职锻炼。
虽只有短短两年,却在这个年轻干部心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记。
“其实,张书记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不是很好。”兰志奎坦言,“以前,我看人比较感性,有点‘以貌取人’——而张书记不仅个子矮,还生得圆滚滚的。”
在到组织部履新之前,兰志奎曾有过在电视台工作的经历。
“言谈举止能看出一个人的个性。”这是兰志奎在电视台工作期间总结出来的经验,“也不知道为什么,张书记说起话来很费力,感觉声音就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一样,但语气却很斩钉截铁。因此,我断定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
兰志奎告诉记者,当他抵达清河村的时候,其实是蛮郁闷的:“当时村里发展滞后——除了几家砖瓦房,就只有村委会办公室孤零零地立在道路边上,还破旧不堪。”
然而,张希良对工作的热情,却很快让兰志奎心里的郁闷一扫而空。
“作为土生土长的清河村人,张书记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让村子变富变美。这也成了他最质朴的梦想。”在兰志奎看来,从一个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的“空壳村”变成全区冒尖的先进村,清河村的“蝶变”绝非偶然。
清河村当初的模样,至今仍清晰烙印在兰志奎的脑海——当时,全村靠几条机耕道串联在一起,老旧的民居散布全村,没几栋像样的房子。农舍和田野之间,还有几个零星的小鱼塘。而最让兰志奎不能理解的是,“当时不少村民都怀着一种‘认命’的心态”。
面对村里发展的各种“瓶颈”,张希良并没低头。
“上级安排的工作、组织交办的任务,他不仅从不敷衍,而且还想方设法将本村实际和上级部署更好结合。”兰志奎说。
比如,清河村的三年发展规划就是张希良和兰志奎合计出来的成果。
在兰志奎提议下,张希良和他进行了反复讨论,最终绘就了这幅指导全村发展的“蓝图”。
“在充分了解村情的基础上,我们又到附近发展得比较好的村镇考察学习,并结合上级要求、外地经验和本村实际,制定了清河村发展的路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清河村打造成为基础完善、产业振兴、社会和谐的新农村。”兰志奎说。
在接下来的实施环节,张希良又和兰志奎一起,对各项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比如说,围绕村便民服务中心等阵地,打造新农村样板,提振广大村民参与发展的精气神。
除此之外,他们还一起议定,向区级相关部门申请资金,建设休闲广场,并安装LED显示屏,宣传上级政策和种养殖新技术,提高村民发展新兴产业项目的热情,并推动打造苗圃基地。
“蓝图”绘就之后,剩下的就是贯彻——
在这一阶段,张希良的口头禅变成了“我们决不放‘空炮’”!
在兰志奎印象中,不管是随后的党员大会、村民大会,还是平时和乡亲们的交谈中,张希良总会抓住一切机会贯彻“蓝图”,“他天天念、月月念、年年念,好像要让全村都记住他的口头禅”。
在张希良不懈努力下,清河村的振兴梦想也和“不放‘空炮’”的口头禅一起,逐渐深入村民们的脑海、烙印在乡亲们的心间,并影响到了全村的“气场”。
如今,当年“蓝图”上描绘的振兴图景,已经逐一变成现实。
两年挂职期结束时,兰志奎对张希良的认识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他很进取。”兰志奎这样形容,“他文化程度不高,但不守旧,总是用包容的心态接纳新观念、新事物,脑瓜子也转得快,还善于听取意见。总之,只要是对村里有益的事,他都接受。”
挂职结束后,兰志奎只要有时间,还是会经常回清河村看看——翻天覆地的村容村貌,以及一个个破土而出的效益农业项目,都远远超出了他当年的想象。
“张书记个子不高,但绝对是条汉子!”忆及这位老大哥,已经成为乡镇领导干部的兰志奎依旧唏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身上的品质深深影响了我!”




 

“‘老哥子’教会我和乡亲打交道”


唐开贵,集荣昌区清流镇党委宣传委员、统战委员、人大副主席等职务于一身。
他曾在清河村和张希良相处8年——正是这8年,让他学到了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及和村民打交道的方式方法,为后来工作夯实了基础。
2月2日下午,荣昌城区,49岁的唐开贵回忆起老搭档张希良,数度哽咽。
2001年6月,荣昌县撤乡并镇,作为原葛桥乡农技站站长和林业站站长的唐开贵调往龙集镇,兼任镇组织员和清河村驻村干部。
距今虽已18个年头,和张希良相识的一幕仍清晰烙印在他脑海里。
“一天上午,我路过张希良家门口,见他正挽着裤腿挖地,便上前打了个招呼。他说话做事朴实无华,是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唐开贵记得,一攀谈,才知道张希良是清河村3组组长。
一来二去,两人逐渐熟络了起来。彼时,唐开贵吃住都在村办公室,经常被张希良邀请到家里“打牙祭”。
“他大我4岁,年龄相差不多,话也谈得来,工作、生活和儿女,几乎无话不谈。”唐开贵说,在平时,张希良称他“书记”,他则称呼张希良为“老哥子”。
作为组织员,发展党员干部是唐开贵的一项主要工作。在经过反复考察后,他不仅吸纳张希良入了党,并成了后者的入党介绍人。
2004年11月,全县施行“精镇壮村”政策,唐开贵当选了清河村党支部书记。经村民选举,张希良也当上了村主任。
由此,两人成为了工作搭档。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两人按职责和各自优势进行了分工——唐开贵主抓党建,张希良负责经济发展和村民工作。
“老哥子生性耿直,从不说大话、假话、套话,很受乡亲们欢迎。”唐开贵说,不管大事小事,村民们都喜欢找到张希良主持公道。
唐开贵清楚地记得,张希良当上村主任后,清河村的矛盾纠纷大幅减少;更让他竖起大拇指的是,关乎村民利益的事情,张希良时刻放在心上,从不推三阻四。
2006年8月初,又到了清河村收割稻谷的时节。
为了帮助村民们收割,张希良顶着烈日,往返步行6公里多,到附近乡镇和出租收割机的老板讨价还价。“最终,老板被他的诚心所打动,以低价将收割机出租给了村里。”唐开贵说。
朝夕相处的8年,张希良和唐开贵从未红过脸。
直至2008年7月,唐开贵调回龙集镇,任计生办主任、组织员。再后来,唐开贵调离龙集镇,虽然距离遥远了些,但联系从未中断。
“生病住院这么大的事,他竟都没有给我说一声。”说起这事,唐开贵仰了仰头,语气中满是埋怨,眼睛里却泪光闪烁,“不过也对——这符合他的性格!”
在唐开贵的意识里,张希良除了有高血压,身体一直不错。
2018年12月23日,得知张希良离世的消息,唐开贵赶紧奔到清河村吊唁。
“老哥子教会了我很多,特别是和村民打交道的方式方法。”唐开贵抬了抬眼镜,声音有些颤抖,如果不送张希良最后一程,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心安。
“这么好的一个老哥子,怎么就这么走了呢?”采访临近结束,唐开贵埋头低语道,既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埋怨张希良。


“爸爸的承诺,我来兑现”


2019年春节前夕,从各自返乡的打工者涌向清河村。
小轿车和摩托车汇集成滚滚车流,顺着连接荣昌城区和清河村的乡村公路一路奔驰。
在这条路旁,可见一条小河在丘陵和平坝间曲折蜿蜒。
虽然正值枯水期,河道中依旧绿水潺潺。小河两岸,遍布田野农舍,远观近瞧,隐隐有桃园风范。
归家心切的人们知道,只要看见这条河,便已进入了清河地界。
这条河名曰“清河”,清河村即是因此河得名。
然而,就在一个多月前,清河还不“清”。
原来,因为长年没有清淤,清河淤积了大量泥沙,导致河道阻塞,严重影响了水体生态环境和沿岸群众生产生活用水。
看见“母亲河”一天天变成“臭水河”,张希良坐不住了。
在镇党委、政府支持下,他和村“两委”班子决定:对清河进行清淤整治,并修缮两侧河堰,防止雨水泥沙进一步灌入河道。
这个河道整治项目,由清河村集体注册的劳务公司承担。
作为经验丰富的“包工头”,张希良主动担负了“总工程师”的角色。
在他牵头下,整治方案很快出炉,相关准备工作也稳步推进。
然而,就在河道整治即将启动前夕,张希良却突发疾病住进了医院,并很快转到主城大医院,住进了加护病房。
为不让同事和乡亲担心,他特意让家人不要声张。
彼时,春节已近在咫尺。开春后半个月内,乡亲们就要开始春播。届时,如果河道整治还没完成,就会影响来年的收成。
为此,镇相关部门领导曾打电话给张希良的儿子张贤川,一是关心张希良病情,二来询问了一下河道整治何时能够开工。
接到电话,张贤川知道事情紧急,于是悄悄钻进加护病房,询问了父亲的意见。
很快,电话那头就传来了张希良的回复:“我一回来就动工!”
闻言,还不知道张希良病情的同事们,不禁长出了一口气:“张书记言出必行——他说回来就动工,就一定会这么做!”
却不想,这句置地铿锵的承诺,却成为张希良留给同事们的遗言。
2018年12月22日,张希良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
消息传来,清河村干部群众无不悲恸。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张希良出殡之后,河道整治工作竟然如期开工。
而在整治现场,人们还看到了一个和张希良一样个子不高、身材结实浑圆的年轻人。
那是张贤川!
原来,在张希良不幸去世后,张贤川谨记父亲的遗愿,主动找到村劳务公司,要求参加河道整治工作。

“父亲是言而有信的人——他生前的最后一个承诺,我一定要帮他兑现!”张贤川说。
村劳务公司的老工人,大多是当年张希良建筑队培养出来的“老战友”,于是他们欣然应允。
就这样,张贤川和父亲的“老战友”肩并肩走上了河道整治现场,立誓要让张希良最后的诺言兑现。
短短十来天,整治完成。经过清淤疏浚,清河又一次海清河晏。

 

责任编辑:宁小倩 汪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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